我家祖父母的家庭都出生在租借想谈谈：
这是华人还是洋人，这叫地位连狗都不如？
当然我们承认人人都是亿元户上海经济民不聊生的时代也存在
但是这组数据说明啥？
1843年上海开埠时人口53万，明朝鼎盛时期上海人口也53万
1911年上海人口141万，68年间上海人口净增166%
1920年上海人口200万
1927年上海设特别市人口280万
1930年上海人口312万直属南京中央，脱离江苏管辖
1937年抗战爆发前上海人口337万
1945年战争结束时上海人口337万，极速下降
然而
1946-1958年上海人口增长高峰
上海人口激增到580万，2年间增200万
1950年统计上海人口503万
那么多人都要过连狗都不如的生活么？
以答题人祖父母为例
祖母家庭父亲有钱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家里有佣人包括奶妈、娘姨、三轮车夫，有电冰箱，用的是银勺子，珊瑚筷子，象牙印章。老人家说，家里有个托盘，纯银打造，上面雕龙刻凤，戏曲人物，八宝祥云雕得极费功夫。年成不好光景惨淡说要大炼钢铁时，给了一个铁匠一榔头好生生的东西被打得稀烂。看得我祖母的母亲两眼泪汪汪。后来哪一年我忘了，看祖母父亲写的材料，被下放过得生活，那叫个“狗都不如”。
祖父家开西装店，买卖不大，养活一家九口人，也有佣人。也不知道哪一年，家的店铺就交公合营了，又不知道哪一年祖父的父亲下放到江西终了。
1909年，书画泰斗级人物吴昌硕在上海豫园与钱慧安、王一亭、高邕等发起成立了“豫园书画善会”，设址于豫园九曲桥边得月楼上，书画善会收取会费，为会员代定润格、组织书画展销及推介书画家作品等。润金半归书画作者，半归书画善会存钱庄，凡遇有慈善赈灾之事，则开会公议赈济灾民。由此，吴昌硕从一位个人书画家，向更社会意义的艺术家转向。
你要质疑这段内容，你可以找这家媒体
可以看看梅兰芳大师的人生年谱：
民国七年（1918年），梅兰芳移居上海，演出《游园惊梦》。同年创编演出了《麻姑献寿》、《红线盗盒》。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梅兰芳从北京迁居上海。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在上海天蟾舞台上演了创编新戏《抗金兵》。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2月21日至4月21日，率剧团赴苏联演出访问。在苏联先后与戏剧大师斯坦尼拉夫斯基、布莱希特会面，四月至八月赴波兰、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英国等国进行戏剧考察。后经埃及、印度回国。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2月26日，在上海天蟾舞台上演了创编新戏《生死恨》。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年初，携家眷和剧团演职员再次赴香港演出。全家留居香港。
民国三十年（1941年），蓄须明志，息影舞台。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年夏，由香港返回上海。从此，杜门谢客。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0月，重新登台，在上海美琪大戏院与俞振飞合作演出了昆曲《断桥》《游园惊梦》等剧目。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6月至11月，在上海联华三厂拍摄彩色片《生死恨》。
据《上海通志》记载，至1945年，即便刚刚熬过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劫后余生的上海市内仍保存大小剧场计67家之多。其中，四座以“舞台”为名的新式京剧剧场尤为闪亮，在上海的戏剧演出史及京剧发展史中皆可寻见它们的辉煌。
难道说67家剧场都不准华人进去？那你为啥放着百乐门、67家剧场不进去，非要去进那个花园？你那么热爱中国文化，你看过京剧么？
其次来说说你这块牌子
按照孙中山在1924年11月发表演讲时所说的：“现在虽然取消了那块牌，但还没有取消那个禁例......”来看，在1924年11月前，这块牌子就已经被取消了。据苏联人达林的《中国回忆录》中所记述“五卅惨案，像一场噩梦，留在外国人的记忆之中。......就在不久以前，上海的公园门口还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现在摘掉了这种牌子，换上了新牌子，写着‘华人着西装可以入内’。”来看，牌子似乎是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的反帝怒潮中被迫取消的。而根据《上海的故事》记载：“工部局在1928年的纳税西人会议上，通过了对中国人开放公园的提案，并从这年的7月11日实行，竖立在公园门口的那块臭名昭著的牌子，也由帝国主义分子偷偷地拆除掉了。”可见，这块牌子应该是在1928年夏天被拆掉了。
除了拆牌子风波，还请您了解下禁鸦片风波
1909年，在上海的和平饭店南楼召开了一个会议——万国禁烟会。这个会议由中英法美等13个国家41名代表组成，开会目的是要禁止鸦片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销售。
上海卜内门公司（今四川中路上海新华发行集团办公楼，公司以生产纯碱和化肥为主）创办人、英商李德立支持中国民族复兴，竭力主张禁绝鸦片。在1908年公共租界纳税人会议上，他提出一年之内或更早时间关闭租界全部烟馆。美国牧师迈尔斯也呼吁：如果烟土行继续经营的话，成千上万的人都要永远沉沦了。而工部局的方案是分期关闭，视情再论。争取两年内全部关闭。最终，工部局提出以抽签方式关闭租界内烟土行的方案。如此禁烟简直搞笑，关键在于烟税带来的利益博弈。直到1909年上海召开万国禁烟大会后，工部局才迫于不断加大的舆论压力，颇不情愿地关闭了租界内烟馆。
当然，禁烟真正实现实在解放后。但是不可否认过去“舆论压力”迫使当局禁烟，以及当时积极投身民族自强的青年、爱国者们的努力。
因此并非你所说新中国成立前，上海华人在上海租界这个变相殖民地的地位是否连狗都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