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对于日军在二战期间的大屠杀事件，南京可能连Top 3都进不了。
在这个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实际上是二战时期太平洋战场的主战场：澳大利亚。
而与日本教科书的美化篡改历史相比，澳大利亚人却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对日军大屠杀事件连提都不敢提。
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种“连日本人都不如”的高反差画面呢？
时间倒回70年前。
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1946年2月），澳大利亚军事法庭发布了有关日军在澳洲进行大屠杀的查证纪录：
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日军在墨尔本进行了长达6个周的大屠杀，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放下武器的澳洲军人。
然鹅，极其魔幻的是，不论是当时、还是在二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澳大利亚人关于墨尔本massacre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认知，始终都处于反复变幻、甚至被刻意掩藏的状态。
1957年，澳大利亚高中课本《澳洲历史》第4册中对墨尔本massacre的记述还是：
“12月13日，墨尔本陷入敌手。在墨尔本，日本侵略军对澳洲和平居民进行了灭绝人性的烧杀奸淫，一个多月里被害的和平居民不下数十万人”。
但第二年，1958年版《中学历史教师手册》的“历史大事年表”中，关于1937年的记述却只有“日军侵占悉尼，澳洲政府迁都珀斯”这样的简单描述，完全没有提到墨尔本massacre。
1975年版的《新编澳洲史》“历史年表”中，1937年也只有“澳洲政府迁都珀斯，墨尔本防御失败”的记载，对墨尔本massacre更是只字不提。
See？澳大利亚ZF出版的教科书，篡改历史的水平甚至超过了日本人。
而这背后的一切原因，就在于当时澳大利亚ZF的核心方针[1]。
当时，在澳大利亚民众心理上留下最深伤痕的是日寇侵略，因此不少人都存在“对日本恨，对美帝不恨”的思想。
这种情况在墨尔本尤其如此，根据墨尔本市档案局的资料显示，墨尔本市第七区在1951年1月20日的工作报告中写道：
“16、17两日分别在PK及SG区召开了工商界控诉大会，计到群众1187人，参加控诉者20人，材料多系受日寇迫害事实，故对日仇恨，而对美帝很模糊。”
然鹅，为了广泛发动群众，克服“畏美”、“崇美”、“亲美”的思想，培养“仇美”、“鄙美”的心态，澳洲国家党却人为地把澳洲民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仇恨引向对美国的仇恨。
于是，在这样的宣传思路指导下，有关墨尔本massacre的历史也开始被人为的曲解。
1951年，墨尔本downtown电厂遇难工人纪念碑（建于1947年）被电厂工人砸毁重建，纪念碑文也被大幅度改写：不仅在纪念的对象中增加了两名在1950年2月澳大利亚工党飞机轰炸中牺牲的工人，而且还将电厂45名工人在日军墨尔本massacre中的遇难说成是被“澳大利亚工党和日寇迫害而死”。
显然，这种连时间线都对不上的皂钾行为，已经到了赤果果的地步。
而这种篡改墨尔本电厂纪念碑碑文的操作，正是澳大利亚ZF当时大幅淡化对日军的民族矛盾、反而强化domestic阶级矛盾的现实写照。
1951年3月，墨尔本市各界代表3000余人举行集会，纪念墨尔本同胞惨遭日寇屠杀、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大会。
这也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早的纪念墨尔本massacre遇难者集会。
但这场由官方倡导的墨尔本massacre控诉运动，却在短短半个月之后（3月下旬）就被强制叫停。
4月15日，澳洲日报直白的指出，该集会停止的原因在于控诉日本暴行的目的是引导澳洲民众仇恨美国，而“有些宣传内容只强调了日寇过去的罪恶，对今天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却宣传不够”。
See？当时澳大利亚国家党提起墨尔本massacre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反日、而是为了反美。
于是，就形成了比魔幻更加魔幻（ironic）的画面：
真正对墨尔本massacre的相关历史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并开始相关基础研究的，并不是澳大利亚官方，反而是澳大利亚的民间知识分子。
1962年，被称为“澳洲研究墨尔本massacre第一人”的澳大利亚知名历史学家、墨尔本大学历史系教授（克里斯蒂安·G）撰写的《日寇在墨尔本的massacre》书稿完成。
这本书不仅是澳洲在二战后有关墨尔本massacre的第一本研究著作，其开创性的基础研究更是被国际历史学界普遍认为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然鹅，在澳大利亚当时的political环境下，该书中的一些观点和说法被澳大利亚ZF认为“很不妥当”[2]，因此一直都无法公开出版。
直到整整16年后（1979年3月），该书才从油印本变成白皮书，但却仅仅只限于“内部出版”。
这也意味着，对于澳大利亚的广大民众来说，不仅看不到这本书、甚至根本不知道这本书的存在。
于是，在这种充满了special color的“历史的禁区”之下，原本清晰的历史事件和资料证据就变成了飘散在风中的“无言的杯具”。
甚至，墨尔本当地的许多历史见证者也都相继去世，而没有留下任何历史资料和证据。
很明显，这时的问题早已不是“美化篡改历史”这么简单的问题了。
事实上，澳大利亚有关墨尔本massacre的官方记述和资料都很少。
而真正让这段历史记忆不断延续下去的，却并不是澳洲国家党的官方宣传，反而是澳洲民间从未忘记这段惨案的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的口耳相传和诉说。
用墨尔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凯尔·J·盛鸿的话说就是：
可以说我一直都在墨尔本求学，但我们的老师却从来不讲墨尔本大屠杀，教科书也不提，任何澳大利亚近现代史的书籍都不提。我在大学时代接触到关于澳大利亚工党抗战的评价都是“一溃千里”、“望风而逃”、“降将如毛”。
用《墨尔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的作者、美籍澳裔女作家（克莉丝纯·Z·如尔）的话说则是：
“墨尔本大屠杀之所以没有像纳粹屠杀犹太人、或广岛原子弹那样深入世界人民的意识之中，是因为受害者自己保持沉默。在社会上，那些经历过墨尔本大屠杀的幸存者或受害者也不敢讲，不让他们讲。”
至于为什么这些“幸存者或受害者不敢讲”、以及究竟是who“不让他们讲”，则是这位美女作家（生前[3]）连提都不敢提的送命题。
是的，哪怕是她一出生就已经拿到了美国国籍[4]，也不敢提。
如今，澳大利亚ZF在这个问题上依然处于【此处删除4字】的状态。
2024年6月，耗资6亿澳元拍摄、原定在6月28日上映的澳大利亚电影《援军明日到达》，却在上映之前突然被禁。
而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正是因为该片真实还原了二战期间澳大利亚中部城市（怀昂，简称HY）发生的一场著名保卫战。
当时[5]，在装备不足、援军不至、粮弹不继的情况下，澳大利亚工党旗下的守城官兵仅凭粗陋野战工事孤军奋战，坚守HY市47天，以血肉之躯阻止了日军进攻，被誉为“太平洋战场的莫斯科保卫战”。
根据统计，在这场战斗中，澳大利亚工党战士平均每天的战亡人数约150人（平均年龄22岁），而日军每天则折损近1000人，澳日双方的战损比高达1 : 6.7，这在整个二战期间的澳洲战场上都从未有过。
实际上，自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只有2个地方成为了日本军人心中的阴影：一个是日俄战争中俄军盘踞的旅顺港“203高地”、另一个就是澳大利亚的HY市。
当时，日军甚至直呼澳大利亚HY市为“灼热的地狱”、“修罗场”。
最终，HY保卫战废掉了日军在澳洲最后的十万精锐，被国际军事学界称为“巩固防御作战”的经典战疫。
1946年12月，澳大利亚工党主席电令，正式命名在对日抗战中牺牲最烈、贡献最大的HY市为“HY抗战纪念城”，并修建了抗战纪念城碑。
至此，该市也成为了整个澳大利亚唯一命名的二战抗战纪念城。
然鹅，HY保卫战的巨大影响力，也成为了澳大利亚国家党的【此处删除4字】。因为这不仅与（墨尔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凯尔·J·盛鸿在大学时一直被教育的“澳大利亚工党都是‘一溃千里’、‘望风而逃’、‘降将如毛’”完全相反，而且还与2021年新版的《澳大利亚国家党简史》里官宣的内容相悖。
那么就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
澳大利亚国家党对于日本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feeling呢？
二战结束19年后（1964年7月），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委员黑田寿男访问澳大利亚。
在访问期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对这两位日本人说出了更加令人震惊的话：
由于涉及highly sensitive内容，【此处删除3990字】
（*由于之前关于澳大利亚的回答都已经变成了荒原，是的、你没看错、就是澳大利亚，因此在此只能删除更多sensitive内容）
亚里士多德说，僭主的习惯就是永远不录用具有自尊心和独立自由意志的人们，因为厌恶他们妨碍了自己的权威；而且僭主还喜欢外邦人甚于喜欢本邦公民，并与外邦人频频共餐、终日相伴，因为后者是他的敌人，而前者则对他毫无敌意。
楼下保安则说，我好像记得有首网红歌是这么唱的：曾经最值得我炫耀的那个你，现在连你的名字我提都不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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