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曾经给我讲过他的一件往事，这件事让他耿耿于怀了几十年。
我爷爷生于1938年，在解放后，也就是上世纪50年代才上了小学。
大约在他13岁那年，某天放学和几个同学一起回家的途中，他把戴在脖子上的红领巾解开，拿在手上玩耍，在和小伙伴们打闹的时候，红领巾不慎脱手落入路旁的脏水沟里。
一想到弄脏的红领巾要拿回家洗，肯定会被我太奶奶责骂，于是我爷爷当时不禁脱口来了这么一句话：“啊哟！我的红领巾这下见了阎王啦！”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就是这样一句无心之语给他自己惹了大麻烦，相比之下太奶奶的责骂根本无足轻重。
第二天上学时，老师把我爷爷叫到了办公室，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批评他不爱惜红领巾，对革命先烈不敬，并且责令他在班会面对全班同学做检讨。
不仅如此，他还被罚站、罚抄写、罚做卫生，就连校长都在例行的升旗仪式上对他进行了点名批评，红领巾更是被没收了一段时间，他作为一个没有红领巾的异类，在学校里被其他人指指点点了好一阵。
在那个革命氛围浓厚的年代，我爷爷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又不小，正值敏感年纪的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他觉得自己成了千夫所指的坏分子，在全校师生面前抬不起头来，原本不错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同学关系也变得冷淡，与他人日渐疏远。
他原本充满阳光的学校生活从此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霾，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某个“政治觉悟过人”的小伙伴给老师打了小报告。
悲愤不已的爷爷也曾试图找出是谁出卖自己，不惜和对方狠狠打上一架，也要出一口恶气，然而那几个同学没有一个肯承认，老师更不可能告诉他，于是这个永远得不到的答案就成了他一直都没能解开的心结。
后来我爷爷毕业了，那条再也不需要佩戴的红领巾，被他用家里的剪子剪得粉碎。
至此，不知题主是否明白，你的电话举报和那位同学打的小报告是同样的性质，你和小区物业存在什么恩怨么？一起上学、朝夕相处的小伙伴，彼此之间又能有多大仇恨呢？无事生非，损人又不利己，你到底图什么呢？
那位同学的心眼也不见得就有多坏，只是他恐怕也没有想到，会给我爷爷造成如此之大的伤害吧。
我相信题主也并非心存恶意，但很多时候好心是会办坏事的，你无法预知你的举报可能产生什么后果，会给当事人带来怎样的麻烦，做人应当谨言慎行，尤其是不能以苛求他人的方式来成就自己的正义感和道德感。
没有人喜欢被吹毛求疵，更何况捕风捉影、上纲上线、小题大做，往往都是在作孽，令尊之所以严厉批评你，只是希望你不要成为一个令人讨厌的麻烦制造者，用心可谓良苦。
《吕氏春秋·先识览·察微篇》里的这一段，大家在上学时都应该读过：
“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
“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
子贡从别国赎回了为奴的鲁国人，他自恃身家，事后也没有去领取鲁国为此设立的专项补贴。
子路救了落水路人，对方送来一头牛感谢他的救命之恩，他欣然接受。
孔子作为二人的师父，却批评了前者，赞扬了后者，因为子贡的行为是一般人难以效仿和承受的，不具有普适性，难以推而广之，而子路的做法更符合人性，也更容易鼓励他人向善。
孔子虽然重视德行，但并不迂腐，他反对随意树立道德典范，抬高道德门槛，“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子对人性的理解是深刻的，一个高高在上、不接地气的道德标准会让人们无所适从，最终只能带来礼崩乐坏的结果。
同样，爱国也无需强求，只要国家的发展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能为人民带来有尊严、有保障的生活，那么人民就会自发地热爱它。
如果不关注人民的呼声和需求，只死抠细枝末节，搞形式主义，越强调爱国，人民反而离得越远。
成天空谈如何忠诚于党国的老蒋，最终的结局就是虎踞台湾。
希望题主能明白，能让人卸下防护的不是北风的严寒，而是太阳的温暖，一个人爱国与否，不在于他如何升国旗、唱国歌、喊口号，而在于当祖国需要他时，他能否挺身而出，无怨无悔。
身为普通人的我们，认真学习，踏实工作，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做好份内之事，不给社会添堵添乱，就已经是最好的爱国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