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过来人心中被遗忘的温州历史——温州武斗
温州两派间武装冲突之激烈，武斗的持续时间之旷久，对城市破坏之严重以及两派政治军事后台对各自派别的长期强硬支持，在全国“二革”武斗中实在是首屈一指。
一派是“温联总”（温州革命造反派联合总司令部的简称），主要组成部分为温州市政府各直属单位的基层干部，中坚力量为温州港务局和温州化工厂工人。头头是姚国麟、陈桃熏、叶少华、戴光荣等，巨款外逃的杨秀珠也是此派。温联总司令姚国麟退伍军人出身，深受军分区和人武部信任，温联总外围群众基本是二革前制度的拥护或既得利益者，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当时被定名为保派正是名副其实。温联总在市郊区的农民组织叫“贫总司”，头头之一是藤桥的叶则楷。
一派是“工总司”（温州工人造反派总司令部的简称），中坚力量为温州冶金厂和温州造船工人，基本群众为二革前制度的反对或受害者，定性为造派恰如其分。工总司的头头有黄国光、陈进春、陈时松、陈春林等。工总司在市郊区的农民组织叫“贫联总”，头头有永强的张少波、茶山的李文良等。茶山的“硬骨头”组织是“贫联总”的中间力量。
在温州郊县，和温联总一派的有永嘉的“炮联”、瑞安的“联站”等，和工总司一派的有永嘉的“反逆流”、瑞安的“联总”等。温州地区两派的小规模冲突首先就是在瑞安的“联总”和“联站”之间发生的。一天，李文良到我家谈起瑞安的武斗，说两派用“肉扎”进行武斗。不久，温州市区的武斗就越演越烈了。
温州的武斗，起于1967年６月，在几周之内迅速从藤帽铁棍升级到热兵器。:
当时温州地委书记是后来当了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的王芳，军分区司令是王福堂。王福堂不但授意温州军分区统管下的人武部发放民兵武器武装温联总，而且策划了黄龙山军火库被温联总抢夺事件。工总司也从各工厂搜集到民兵武器。这样以青年工人，复转军人为骨干，以中学生（温一中，六中学生最为狂热）为先锋，两派迅即组织各自的“火线指挥部”，展开大规模武斗。
这里首先要提一下两派组织的背景。
温州地区称为浙南，早在24年已经有共产党的组织，后来刘英留在浙南进行游击活动。抗战后一大批红军在浙南党组织保卫下，由粟裕带领去苏北组织新四军。刘英牺牲后，龙跃成为浙南游击纵队司令，直至解放温州，二革时他是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而1949年温州和平解放时进入温州的主要部队是许世友麾下的南下部队。因此中共接管温州的干部来自两个系统：许世友带来的山东籍部队军官和龙跃领导的浙南游击队干部。两派时称北佬派和浙南派，一贯明争暗斗，每次较量总是强龙压住地头蛇。浙南党一直受到不公的待遇，山东系一直否定浙南党的合法性，几乎把他们当成土匪，浙南的游击队受到歧视和排斥，几乎没有任何的实权，南下部队接管了温州所有的权力部门，浙南地下党只得向中央反映，收效极微。当时温州官场上只听到操着山东话的官腔，南下一个兵胜似浙南一个官，凡是浙南的，一律不能升职，浙南地下党一直处于受压挤困境。
二革开始，就有小道消息，说龙跃和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积怨很深。龙跃派系的人在二革的大好形式下，当然要乘机造反。山东强龙依仗许的势力，并不买造派的帐。如军分区司令员王福堂有一次在军分区门口对着静坐的造派说：“骑马的还是骑马，抬轿的还得抬轿。”王福堂红四军出身，一直在许世友的手下作战，长征时期跟着许世友一起受张国焘误导，陷入西康沼泽地区，被马步芳骑兵围歼，他追随许世友得以突围，与其结下生死知交。王福堂自以后台硬，不但对造派，对江青也出言不逊。
由此可见，文革时期温州两派对立至于血战，除了全国性的老军头和政治暴发户之争外，还有强龙与地头蛇之争的因素在内：温联总背后有山东强龙，工总司背后有浙南地头蛇。
本来温州两派是势均力敌的。但温联总在分区的大力支持和军事顾问的策划下，很快就在军事上得到了优势，占据了市区大部分地盘，温州地、市委也让出两委所在的市中战略要地给温联总。而工总司退守五马街、新河街一带，主要据点是邮电大楼（就是现在的信河街邮政局，当时是市区制高点）和温州酒家（位于五马街和解放路交叉点，扼市区东南西北的十字路口）。
当时的温州一片战火，两派各打各的，老百姓只有逃难的份，就像抗日期间温州沦陷时一样，百姓纷纷跑到乡下亲戚家躲难。二舅和舅妈带着年少的几个孩子就来到我家避难。城里胆子大的则留在市区，乡下胆子大的就挑些粉干之类吃的东西到城里卖。
战火中老百姓遭点殃是理所当然的，两派的头头是不会顾及这些的，他们照样在指挥着部下作战。温联总在武斗期间还对工总司人员进行了大逮捕。
到了8月上旬，工总司退据电报大楼和温州酒家两座高层建筑物，据点求援，拼命向中央文革求援。温联总很快扫清外围障碍，但是久攻不下这两个制高点。最终，用火攻拿下了温州酒家。至此，工总司孤守电报大楼，温联总全胜指日可待。
就在这一关键时刻，工总司占据邮电大楼的意义显示了出来，经过无数次求援，林彪命令驻浙野战军火速派6541、6299部队赴温州武装支左。20军毕庶璞团为先头部队，从金华下火车，征用了当地几十辆汽车，浩浩荡荡通过丽水直扑温州。
温联总闻讯一面猛攻电报大楼，一面在温州军分区军事顾问帮助下组织阻击，企图延缓２０军的到来，战场就在离温州１５公里的温金公路的梅岙渡口（当时瓯江不像现在有众多大桥，梅岙渡口是金华到温州的必经之地）。温州军分区基层军官着便衣直接投入梅岙阻击战，毕庶璞团根本没有料到会遭到如此猛烈的阻击，一时被挡在瓯江北面过不来。毕团毕竟是野战部队，他组织重武器强攻渡江，惨重伤亡之后，攻下渡口，一路浴血杀向温州。梅岙阻击战是温州武斗最激烈的一场战斗，也是温州有史以来最激烈的战事。
1967年8月13日，毕庶璞团终于攻入温州市区，在最后一刻解了工总司之围。后来工总司把这一天叫做“8·13温州第二次解放”。“温联总”被迫撤离市区，在近郊仰义、牛山、梧田一带继续抵抗。
8月13日，就在“温联总”退出市区不久，工总司的一班头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黄国光、陈春林、邓高标、庄秋江、王建新等人，开着汽车，贸然出城，在牛山脚下遭到了联总陈桃熏部的伏击，庄秋江在车上中弹而亡，王建新跳车时被击毙，其余均被俘虏。死后他们的尸体被拖到牛山埋葬了。黄国光等活着的人被带到勤俭中学“受审”。在勤俭中学的温联总头子是戴光荣，他原是一中红卫兵组织的头子。那天一见同是一中另一派红卫兵头子陈春林，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当晚把陈春林拉到勤中的后山枪毙了。邓高标也是红卫兵头头，那晚作为“陪毙”也被蒙上眼睛拉上山。
１９６７年夏，“工总司”在“支左部队”支持下将“温联总”赶出温州城后，这回该轮到“工总”进行报复了。“工总”在“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的口号下对“温联总”成员尤其是参与武斗的成员实施了无情的报复。打，砸，抄家，游斗，逼供，这些在“二革”中属家常便饭，就不去提了。当时还发明了“爬棺材下”、“吃死人汁”等手段来折磨落入手中的对方成员。当时温州城里有多处“烈士”棺木的集中供奉处，被抓获的对方人员被逼着跪在“烈士”面前“请罪”，逼着从架空的棺材下爬过去。这时的“温联总”也并非无所作为。他们盘踞山区时，常在“内线”带领下闯入居住在市区边缘的“总司”派成员家中，将财物洗劫一空。对敌人如此，对同派的“叛徒”更是手辣，听说住在广场路的“温联总”头头叶少华投诚“工总司”后到福建山区招降“温联总”时遭到枪杀。
二革武斗中双方死了几百人（市区），工总司为了悼念本派牺牲的同志，大兴土木，在温州松台山建造了烈士群墓。这墓地在当时是够宏伟的，总共大约有一百四五十个墓，每个墓前有墓碑，刻上姓名及家庭住址。庄秋江、王建新也在其中，还有十几位“支左”部队的战士。二革后期，“烈士墓”被挖掘，在原址上建造了“解放剧院”，如今则是“松台广场”了。
1967年8月，温联总退出温州城后，两派在近郊摆开了战场。南向，工总司前沿阵地在南塘街，联总则在里田街，街道上摆满了沙袋，过路行人胆小的就在河床上行走。1967年，温州伏秋连旱，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旱灾。旱期长达136天，全市农田受旱7、87万公顷，粮食减产18万吨，各地湖河干枯，70里的塘河河床干裂
9月份开始，工总司在“支左”部队的支持下，向温联总发动了攻势，联总只好退却，先是退到大罗山、三溪、藤桥以至永嘉、瑞安等县，与“瑞安联站”等协同作战，当时被称为“温联匪”，“瑞联匪”。后来在“工总司”几次进剿后，一直退到泰顺甚至福建山区，直至“庐山会议”以后。
“工总司”围剿大罗山前，两派在茶山展开了拉锯战。工总一进茶山，联总就退到山上，工总一走，联总就下山。不管是哪一派进来，茶山街的人们就上了店板，紧闭门户。
赶跑温联总后，温州立刻实行军管，温联总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参加过武斗的被定性为土匪。温州军分区被彻底解散。
到了1968年11月，在“全国山河一片红”中，温州地、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分别由“支左”部队长官戚庆连、毕庶璞任主任。戚庆连一直任到1975年4月，毕庶璞则在1973年1月温州第二次武斗前离任，由浙南党干部胡景瑊继任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其实，时来运转并不用十年。“温联总”在山区盘踞数年，终于迎来转机。１９７１年９月，林彪在浙江的二十军、空五军头目南萍、陈励耘、熊应堂等人被收审。“温联总”乘“批林整风”之机凯旋归城。“工总司”人马大批下台，一些头头被隔离审查。
但“温联总”好景不长。随着“批林整风”逐步演化为“批林批孔”，特别是党的“十大”以后，“工总司”获得支持，重新得势，李文良也在陈时松、邓高标等人鼓动下，参加了新的夺权行动。1973年8月，两派又在市区爆发大规模武斗。五马街口打得最是激烈，工总占据五马街口的温州酒家和“五味和”商店，联总占据对面公园路口的新华书店和天津面馆。这次武斗和1967年的武斗有所不同的是老百姓没有逃到乡下避难了，胆大的年轻人还在五马街口的枪林弹雨下，砸开“五味和”商店旁的小店进行抢劫。
另一个特点是，此次参与武斗的两派基本群众，已很少有学生（上山下乡去了），主要是派性骨干分子，领取武斗津贴的工人和“贫下中农”，以及社会闲杂人员。
由于工总司在政治上得到“四人帮”强有力的支持，“温联总”在政治上完全失势，再次被赶出城，上山为“匪”。当时温州主要街头设有剿匪快讯专栏，每天报道追捕姚国麟进展。姚国麟曾经北蹿逃进北雁荡山，南下逃往洞头岛，中央怕他乘船逃往台湾，加强了海军在东海洋面上的巡逻。当时如有台湾接应，姚国麟可能会逃出大陆。最后姚国麟在温州藤桥山区被围数日，亲信打散，在一户人家的谷仓里被抓捕。
虽然姚国麟被抓，但由于“温联总”得到南京军区支持，“工总司”始终无法制服“温联总”
1976年9月9 日。毛主席逝世，“工总司”预感时局将变，在市区灯光球场召开大会，叫嚣要“警惕资产阶级”。“温联总”针锋相对，也积极备战。10月12 日，李文良在北京的弟弟赵章云寄信给兄弟们，透露了北京群众得到中央抓捕了那四个人（信中原文如此，当时还没有“四人帮”的叫法）的消息后拍手称快，为了庆祝，酒店里的酒都卖光了的信息，并要求他的兄弟们好自为之。李文良得信后，也就找了一个单位去上班了。
逮捕“四人帮”后，在官方消息公布之前，“温联总”已将打倒“四人帮”的大幅标语贴遍温州全城。官方消息公布后，“工总司”头头作鸟兽散，纷纷逃离温州。到977年，“工总司”头头相继被捕，一些“工总司”头头和骨干稍作审讯后或被判刑或被处决，陈进春被枪决，陈时松被判20年徒刑，李文良被判5年徒刑，黄国光、邓高标、杜步康等都被判刑。
温州本来规模有限的国有经济在二革中遭受重创。二革结束，温州在没有国家大量投资的情况下，经济很快发展，造就了“温州模式”。靠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