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3月24日，朱镕基同志主持就任总理后的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会上，一向直言不讳的他对国务院的同志们说：“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要做‘恶人’，要恪尽职守，敢于说真话。”
朱镕基同志一直坚持“君子和而不同”的原则，敢说真话，做实事，对于他看不惯、不同意的事情当场就会拍桌子，甚至会和对方争得面红耳赤。
在座的许多国务院的领导同志都已经和朱镕基同志共事了六七年，甚至七八年之久，对他的秉性、为人比较熟悉。
所以当朱镕基同志说“我这人气量不大，很容易发脾气”时，台上有的同志不禁会心一笑，因为他们都知道，朱同志是个光明磊落的人，他不记仇，不搞小动作，也不会在背后说别人坏话。
但是，当朱镕基特别提到一个人的名字时，他们还是不由得停住了笔，竖起了耳朵。
只听朱镕基同志说：“本届政府刘积斌同志算一个，为了发国债的问题他曾跟我争得一塌糊涂，当时我对他很有意见。”
闻言不少人都紧张了一下：这个刘积斌到底是什么角色，敢跟总理吵架，好大的胆子！
刘积斌，1938年生，山东龙口人，1962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航空工业领域工作时间长达22年，1988年从航空工业部副部长任上调任财政部副部长。
说起刘积斌和朱镕基的分歧，就要从国债发行开始说起，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债曾经停发23年之久，直到1981年在动员全国人民参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背景下才恢复发行。
最初国债的发行机制十分简单，发行利率、面额和发行价格均由中央统一确定，派发时按各省的GDP和人均收入分配，富裕一点省份多分一些，贫穷一点的省份就少分一些。而且直接销售给个人。
从90年代初期开始，国家开始逐步尝试国债发行的市场化，1991年，国债发行过渡为承购包销方式，即由机构（那时候主要是证券中介）分销给个人。
这一年，财政部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了召开国债承购包销大会，占全年计划发行总量四分之一的国债被报名的中介机构一抢而空，国债的发行效率从此大大提高。次年，有9成以上的国债都实现了承购包销。
当然，承购包销只是国债发行机制改革的第一步，按照财政部的规划，以后是要慢慢实现“发行市场化、品种多样化、券面无纸化、交易电脑化”的“四化”。
但是，在“发行市场化”这个环节的最后，财政部和国务院领导之间却发生了分歧。
财政部认为，要全面实现国债的发行市场化就势必要完成利率的市场化，否则可能会在承销人之间造成不公平竞争，导致部分渠道被垄断，影响国债发行的效率。
再有，如果还是搞票面利率由中央统一确定的老办法，而票面利率又比银行利率还低，以后时间长了肯定会挫伤承销人和作为最终购买者的个人的积极性。
人家又不傻：你国债的利率比存款还低，我有钱干嘛不去放银行？
“国债利率市场化”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要素，从道理来讲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朱镕基同志却看到了更大的问题：鉴于资本主义国家国债实施的实际经验，国债利率在市场化之后均会发生不同程度的上涨。
中国开始国债利率市场化还不久，尤其是监管机制并不健全，一旦把国债发行、利率确定搞成市场招标的形式，很可能会造成国债利率失控。
不难想象，有的承销人为了尽可能多地出售国债，可能会把国债利率搞得比银行利率还高，到时候政府用什么来还利息？
而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赚取国债的高利息，很可能会进一步哄抬国债利率，搞投机倒把那一套，他们可以从银行借钱购买国债，然后再把国债用更高的利率转卖给个人，这样一来最终受损失的还是国家和普通群众。
所以，时任国务院分管金融副总理的朱镕基同志和财政部的领导同志们争得比较厉害，而刘积斌是分管国债的副部长，两人就此“杠”上了。
学工科的人有个特点，就是比较认死理，朱镕基和刘积斌都是工科出身，这下更是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能采取了折中的措施：
第一，1995年度的国库券票面利率由国务院确定，仍然略低于市场利率水平，且不能任意更改；
第二，财政部创新尝试划款期招标，划款期招标的标的物就是划款的日期，招标出的划款期晚一天，就可增加承销商的实际到期收益率，从而拉平与市场利率水平的差异。
这样一来也算两全其美，既减少了财政部对于国债发行市场前景的顾虑，又控制了放开利率导致的风险。
这个方案制定之后，刘积斌立即组织执行，并于1996年1月在深交所组织第一次国债电子招标。
这次招标发行的对象是一年期贴现国债、1996年记账式（一期）国库券，刘积斌亲自到现场观摩和指导招标过程。
为了全面贯彻国债发行的市场化，刘积斌马不停蹄地做了大量工作，并牵头主持了全国国债工作会议，要求各级财政部门适应变化，更新观念，转变职能，加强日常监管与服务。
随着1996年国债承销任务全部顺利完成，关于国债利率市场化的争议就此告一段落，但刘积斌却从此被朱镕基“记住了”。
朱镕基同志记得刘积斌，不是因为他曾经和自己吵架，而是他的直言不讳、尽心尽责、事情一旦确定就落实到底的作风和精神让自己十分欣赏。
大公无私，实事求是，这才是真正的党员，人民的好干部。
这次会议结束后的3月20日，中央下发决定，免去刘积斌的财政部党组副书记职务，就在财政部内部对这一人事变更议论纷纷时，刘积斌的新任命却下来了：但任国防科工委党组书记兼主任。
国防科工委是正部级单位，和原来隶属于中央军委的国防科工委相比，新部门整合了原来管理国防工业的职能、国家计委国防司的职能以及各军工总公司承担的政府职能，堪称超强部门。
这一任命无疑是对刘积斌的重用，这时大家才想起朱镕基同志在那次会议上说过的另一句话：
“刘积斌同志很正直，很有能力。”
刘积斌上任国防科工委主任之际可谓“压力山大”，1997年这年国企发生了空前严重的亏损，以国企为主的军工行业更是亏损的重灾区，整个行业里就没有一家企业不亏的。
而刘积斌就是朱镕基选择的带领军工行业“突围”的“先锋官”。
更加严重的是：军工行业的亏损绝非一朝一夕，至此时已连亏4年，四个沉甸甸的字压在刘积斌心头：积重难返。
事实证明，军工行业不改革已没有出路，不仅难以实现巩固国防，改善装备的重任，就连维持自己的生存都成问题。
当时，军工行业主要分为五个板块：航天、船舶、兵器、电子与核工业，经过上任初期的密集调研，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刘积斌脑海中形成了。
这五个板块原来就是从国家部委“改编”过来的，政府机关吃大锅饭的习气很重，要想改变五位“大哥”各立山头，就地“躺平”的情况，就必须引进市场机制、竞争机制，推动他们积极谋求自主发展，让一潭死水活起来。
1999年，刘积斌一手推动了一项在中国国防科技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十大军工集团组建。
从简单说来，就是把一个板块拆成两家公司，让两兄弟互相竞争，大家也别搞论资排辈那一套，纯以业绩论英雄。
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分成了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分成了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第二集团公司；
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分成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船舶工业总公司分成了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核工业总公司分成了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
唯一没变的是中国电子工业总公司，后来改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从这家公司里孕育了一大批现在大名鼎鼎的上市公司：海康威视、四创电子、卫士通、太极股份……
刘积斌不是魔术师，却有令枯木逢春，让沉疴顿愈的力量，他改变的不是人，而是人心。
他把十大公司的头头脑脑召集起来，交代了两个核心任务：我不玩虚的，从今往后你们的工作就是把重点武器装备研制和军工关键技术研究搞好，否则自己辞职下岗。
众人面面相觑，向刘积斌表示：“搞研发可以，但是手上没钱。”
刘积斌早已成竹在胸，面对众人的质疑他直接说出了起死回生的“八字真言”：军民结合、寓军于民。
要发展企业，先得养活自己，有钱才能买设备、养人才、搞试验，这道理对于干了10年财政的刘主任来说自然是门清。
在这个总原则的指引下，各家集团公司大力推进民用产业发展，就比如中国电子工业总公司下面的上市公司海康威视。
这家成立于2001年的公司一开始是生产视音频压缩板卡的，后来以此为基础转战视频监控设备赛道，主要服务客户为政府及事业单位，包括公安部门、交通部门、学校等。
不到十年，海康威视在视频监控行业的市场占有率就跃居全球第一，2022年销售额超800亿元，人称“小华为”。
短短几年时间，众多军工企业纷纷转型“军民融合”：曾经生产子弹的重庆长安集团的“副业”是微型面包车，哈飞集团则利用发动机专业生产起了微型客车。
又比如当年全国著名的彩电厂家四川长虹，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他家原来是生产军用雷达的……
事实证明“事在人为”，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复合新材料、钛合金、超导材料这些大量用于军工领域的材料，在民用领域也一样大放异彩。
经过3年多的努力，2002年国防科技工业全行业实现持平并略有盈余，扭转了连续八年全行业亏损的困难局面，2003年军工企业陆续扭亏为盈，当年实现民用产品产值超1300亿元，利润超36亿元。
正所谓“落后就要挨打，财大方能气粗”，自从有了经费撑腰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水平在21世纪初实现了跨越式的大发展。
1999年，中国海军新一代的战略导弹核潜艇——094型核潜艇开工建造，于2004年完工下水。
2000年左右，外媒突然发现中国海军最新一代装备相控阵雷达的驱逐舰已开始建造，也就是后来的052C型导弹驱逐舰，这型驱逐舰被军迷亲切地称为“中华神盾舰”。
2002年，中国开始在国外技术的基础上自主研发国产预警机，是为空警-2000，并在2003年完成试飞。
2003年11月，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成功发射，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
1998-2003，对于中国军工人来说是激动人心的五年：我们抓住了世纪之交的发展机遇，为后续中国军事装备的腾飞插上了翅膀。
作为一个老航空人，刘积斌的心中一直有个梦想：让中国人自己的商用客机飞翔在祖国的天空。
在他的牵头下，经过20多次协调会议终于形成了《关于我国民用飞机发展思路的报告》，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要“使中国能够生产出在国际上属于先进水平的商用飞机，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民机产业”。
2001年春，刘积斌又一次找到了朱镕基总理，不过和上一次不同的是，这次他来找总理的目的是“要钱”。
总理听完刘积斌关于涡扇喷气客机项目的汇报后，对“刘主任”的来意早有洞悉，他十分爽快地问：“你需要多少钱？”
刘积斌说：“至少要50亿。”
“50个亿我没有，给你25个亿。”总理果断回应。
性子比较耿的刘积斌还想继续讨价，却被身边的科技部部长朱丽兰用眼神阻止了：“总理已经同意了，先干着嘛，别解释了。”
草鞋没样，边打边像，2002年4月，中国第一代自主生产的商用飞机ARJ21项目经国务院审批正式立项。
2008年11月，ARJ-700飞机101架机在上海成功首飞。又8年之后的2016年6月28日，ARJ21-700正式投入商业运营，从此，中国现代喷气客机市场不再是波音和空客清一色的天下。
为了这一天，中国航空人努力了整整16年，然而作为国产商用客机策划者的刘积斌却没能看到这一天。
2010年11月，刘积斌因病逝世，时年72岁。在弥留之际，他依然向前来探望的国防科工委同志询问我国五代机歼-20研发的最新进展情况，令人唏嘘流泪。
后人谈起朱镕基总理与刘积斌同志之间的这段佳话，除了佩服刘积斌同志的鞠躬尽瘁、无私奉献，也不得不感叹朱总理的容人之量，识人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