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灿秋编辑/杨宝璐遇难者家属在灵堂吊唁

采写/安然然编辑/刘汨去年岳珺发现女儿出现了自伤行为一切的不对劲，是从孩子画在自己身体上的血腥图案开始的，直到有一天，图案变成了真实的伤口。孩子说：“妈妈，我不想死，我还有好多要做的事。但是我很痛苦，所以才会伤害自己。”在医学上，这被称为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采写/乔雨萌

记者/佟晓宇编辑/石爱华两位被告人的代理律师在法院前合影，站在中间的吕宝祥律师年事已高，最早介入该案2024年6月5日上午9点，廊坊灭门案二审上诉一案在廊坊市中院开庭审理，庭审持续了四天。这是河北省高院针对这起案件进行的第五次公开开庭。2023年6月3日，该案在廊坊市中院进行第四次二审开庭，因原伟东现场出庭被拒，汤凤武解除对辩护人的委托，庭审最终中断，主审法官宣布休庭。多年来，该案原始卷宗丢失、马拉松式诉讼等问题一直引人关注，原伟东、汤凤武也已被羁押逾23年。【此前报道：被羁押22年后身患癌症，廊坊灭门案被告原伟东申请现场出庭被拒

记者/梁婷

采写/何欣欣编辑/计巍妈妈跟着孙元金待在办公室里“出门别忘了带钥匙啊！”孙元金对着监控画面说。母亲听到后，把钥匙举了起来，给他确认。那时是2020年，孙元金的母亲刚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四年后，母亲病情加重，孙元金嘱咐她记得关煤气，但重复一遍、两遍、三遍后，她还是忘记了。从今年2月开始，中学老师孙元金决定带着母亲去上班。1979年出生的孙元金，是家里的独生子。当照护失能失智老人的重担开始落在他身上，他不得不去独自解困突围。这不止于孙元金一个人的困境。截至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的独生子女数量约为2.08亿人。而在照护压力上，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2021-2022)》显示，截至2022年末，我国失能老年人数大约有4400万。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预测指出，2030年中国失能老人将超过7700万，他们平均要经历超过7年的失能期。在照护家人与日常工作这一组难以平衡的矛盾上，孙元金是幸运的——他所就职学校的校长经过走访后，接受了他“带着妈妈上课”的请求。在孙元金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支持体系给予独生子女照护群体接纳与支持的一种可能性。但孙元金也清楚，现在的一切，只是暂时的解法。随着母亲病情的加重，孙元金给家里装了监控带着母亲上班孙元金是山东济南第二初级中学的一名地理老师。近三个月以来，他的日程表里多了一项事务——接送母亲“上学”、回家。早晨6点20分，天刚亮，孙元金从家出发去学校，管理学生晨跑；8点30分至9点，他回家接母亲去学校；12点30分，孙元金在学校陪母亲吃完午饭，送她回家休息；14点30分，孙元金再把母亲接回学校；18点30分，妻子下班，去学校接母亲回家。孙元金的生活正在一点点地和生病的母亲捆绑在一起。韩树芳今年70岁，2020年被查出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父亲早在他16岁时因车祸去世，母亲一人将他抚养长大。结婚后，孙元金便把母亲接来住在一起，家里的饮食起居，时常由母亲来照料。但当韩树芳“把锅放在炉子上，之后就不知道先放油还是放盐”时，孙元金意识到，母亲可能生病了。他要从那个被照顾的人，转变成一个照护者。2020年底，他带着母亲到医院检查，韩树芳被确诊为轻度阿尔茨海默症。他对这个病并不陌生。在早些年里，孙元金的二舅和姥姥都因阿尔茨海默症去世，“当时得知这个病，他们已经到了谁都不认识、身体情况也快不行的阶段”。他对阿尔茨海默症有家族遗传的风险早有心理准备。但当母亲被确诊时，他心里仍很难接受。确诊后的两年里，韩树芳的病情仍算稳定。直到2023年10月，韩树芳的短期记忆能力严重衰退，不论孙元金和母亲嘱咐什么，她基本上都记不住。也是在这个时候，孙元金给家里装了监控。有一次，韩树芳和6岁的孙子在家，厨房蒸着馒头，水都蒸干了，满屋子全是烟。孙元金打开监控，看到这一幕，立马让儿子提醒母亲把煤气关掉。那之后，孙元金和妻子出门前一定先把煤气关紧，客厅的监控也必须一直开着。除了留意母亲是否安全，孙元金也会时不时打开摄像头，陪母亲说说话、聊聊天，他怕她一个人在家孤单；会提醒她吃药、关好水电；再看看她的衣服有没有穿少，怕她冷着，或有没有穿多，怕她太热。孙元金说，这类老人对冷热没有概念，比如想穿哪件衣服，随手拿起来就穿。更让他头疼的是，“不是你安排好这些东西，她就会按照你说的去做，哪怕你一遍一遍地说，她还是会照着自己的想法来。”每天清晨，孙元金的妻子会提前把母亲当天出门要穿的衣服、鞋子准备好。吃完早饭后，妻子刚给母亲换上衣服，没过多久，母亲自己又换了下来。甚至有的时候，他们只能和母亲“斗智斗勇”，把她要找的衣服，藏起来，放到一个她看不到的位置。症状的加重在逐渐显现。在韩树芳把家里3个锅、2个壶烧坏之后，外出走失的情况也变得愈发频繁——“她收拾完东西，就说要出门了，你拦都拦不住”，如果不顺从，母亲的情绪就会更崩溃。如果情况发生在周末，他会陪母亲一起下楼，在小区里一圈一圈地走。有次母亲闹着要回老家，母子俩人在小区里转了5个小时。从早上11点多走到下午4点多，没吃午饭，孙元金体力都快跟不上了，母亲还在走。最后母亲有点累了，他连哄带劝地说服她坐了下来，再和她聊点其他事情，转移注意力，母亲才愿意跟他回家吃饭。孙元金发现，面对这类老人，当他们有情绪的时候立刻转移话题是没有用的，他能做的只能是先一直跟在母亲的身后。但孙元金不是总能陪在她身边。大多数时候，他在学校上班，如果看监控发现母亲出门了，他不能丢下眼前40多个学生不管，只好给家里亲戚打电话，先帮忙找人，或者拜托民警和同事一起把母亲找回来。但麻烦的次数多了，他心里也过意不去。2023年11月，孙元金带母亲去医院复查。在正常线为27分的“简易智能精神状态检查量表”中，韩树芳只得了9分，被认定为重度认知功能障碍，日常生活能力测试结果也低于及格水平。最终，母亲被确诊为中度阿尔茨海默症。医生说，韩树芳的病情发展速度加快了。但孙元金不想请保姆，他认为自己亲自照护会更细致，他也不想把母亲送到康养中心，认为病情还没到那样严重的程度。一开始，当母亲偶尔情绪激动、闹着要回老家时，孙元金会把她接到学校，待一个下午，等她情绪缓和了，再把母亲送回家。孙元金在了解病情的过程中，也逐渐读懂了母亲频繁走失的原因——她总是想回到那间住了19年的老房子。“阿尔茨海默症老人是对年轻时候的记忆印象最深”，在孙元金观察里，母亲一直想着小时候的事。她住进孙元金在城区买的新房子，只有4年时间。母亲想“逃离”新环境的另一面是，她不想拖累儿子。扫地、整理卧室、洗碗、洗衣服……韩树芳平日在家中，基本不能让自己闲下来。孙元金说，如果没事可做，母亲就会说，“你看，我在这里也没什么用了”，接着又想收拾东西回老家。面对每周走失两三次的情况，孙元金感到崩溃。他不敢继续把母亲独自留在家中，和家人商量后决定——把母亲带在身边，和他一起上班。孙元金觉得，带去学校总比一个人在家里安全，学校里有保安，“只要我妈不出大门就好，学校范围小，走丢了也好找回来”。此后，不管是上班，或是假期拜访亲戚、家庭出游，他都要带上母亲。为了让母亲能在学校里待住，孙元金会给她在教室外安排一些“任务”社会接纳孙元金有时在想，如果能有兄弟姐妹，每个人能轮流交替照看几天，也不至于把母亲带到学校里了。母亲走失的情况越来越多，孙元金不得不找到校长马勇，忐忑地说出了当前的困难。马勇记得，孙元金进门时脸上挂满疲惫和无奈，他能看出来孙元金“实在没办法”。马勇想到了自己的母亲。比孙元金早一年出生的他，有着相似境遇。马勇的妈妈今年75岁，早在10年前，也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当他听到孙元金的求助，能共情到身为照护者的无力感。从校长的角度，他认为教师职业的本质上是做“与人相关”的工作，“没有幸福的老师，就不可能教出幸福的学生”，他不希望教师们带着压抑、抱怨、难过、痛苦的情绪来上课，“一节课可能影响不大，那两节课呢？一年呢？三年呢？这种情绪要是一直持续下去，对孩子的影响可能就很大。”一个月后，马勇来到孙元金家中探望。他需要确定韩树芳的病情发展到什么程度，以此判断韩树芳进入学校，是否会对正常教学秩序带来影响。韩树芳给马勇留下的印象是，“像一个小孩子怕生，很拘谨，性格安静”。在他看来，现阶段的阿尔茨海默症仅让韩树芳的记忆力减退，但老人的行为举止是温和的，性格品质仍然质朴和善良。马勇担心影响教学秩序的顾虑被打消，接受了孙元金的请求。2024年2月底，新学期开学，孙元金正式开始带着母亲上班。每天，他去哪上课，就把母亲带到他所在的那间教室外，给她布置些任务，比如在楼道里擦擦窗台，整理书橱，为的是不让她闲下来。一旦没有事情可做，孙元金担心她会走到别的地方。另一边，进入学校后，马勇仍在观察韩树芳的身体状态，他担心老人是否容易在校园“磕着碰着”。两三周后，他发现，韩树芳的身体素质和这个年纪的老人一样，甚至在校园内走起路来，比其他老人的腿脚还要利索，这让他打消了顾虑。韩树芳从原本只有四个家庭成员的家中，走到陌生的人群里，她也在学着适应新的变化。孙元金记得，母亲在融入新环境之初，总喜欢待在楼道的角落里，不愿意和人接触，偶尔会和他说“想回家”。但一两周后，母亲逐渐熟悉校园环境，情绪状态也开始松弛一些。在孙元金看来，能让老人一点点卸下防备的背后是校园内的包容和支持。校门口保安被马勇嘱咐要“盯紧点”，不能让韩树芳独自一人离开学校；负责检查楼道安全隐患的值班领导，也会在巡逻时顺带留意韩树芳的动态；当孙元金不在办公室时，其他老师会交替地陪韩树芳聊聊家常，帮忙短暂照看；到了午饭时间，学生在食堂遇到孙元金母子俩，有的会主动上前帮韩树芳打粥，或者帮她倒餐盘剩菜。孙元金说，自从母亲来到学校，整个人的状态变得比之前开朗，情绪激动和发脾气的次数比一个人在家时少了许多。孙元金带着妈妈在学校食堂吃午饭暂时的解法哪怕把母亲带在身边，孙元金也有“看不住”的时候。他也不确定，在“带母亲上班”这条路上，他还能走多远。但更现实的一面是，这不取决于他和学校“想不想”，而是母亲“能不能”。医生曾告诉孙元金，韩树芳的病情发展到后期，行动能力会退化，“当她真正不能自理的时候，想跟我来学校也来不了”，他说。实际上，在把母亲带去学校之前，孙元金找寻过其他解法。他去当地能实现24小时照护的康养中心以及日间照料中心里咨询，但这些选项最终都被他一一舍弃了。孙元金担心，一旦老人进去后出现情绪不稳，没有家人陪伴，仅仅借助药物维持，会加快病情恶化的速度。马勇也在面临这样的抉择。他的父母生活在山东泰安老家，自母亲患阿尔茨海默症以来，“好几次做饭，泡大米，她直接把米倒进高压锅里，没有放内胆”；经常去河边收集垂钓者喝完的空瓶子，攒起来拿去卖钱，但有一次差点掉进河里；忘关煤气、出门后找不到回家的路……这些情况时常发生。如今，马勇妈妈的病情发展到末期，生活起居主要由父亲照看。父亲职业厨师出身，是家里掌勺做饭的人。马勇还有一个妹妹，结婚后留在了青岛，平日很难长时间留在父母身边。马勇也向父母提出过，请保姆来家里照顾，但母亲觉得“浪费钱”，不愿意接受。为了缓解父亲的照护压力，马勇给大姑一些补贴，托她来照顾妈妈，比如陪她出门，以及帮忙应对母亲偶尔大小便失禁的状况。去养老院的方案，马勇不是没想过，但他“不忍心”。马勇曾带学生到当地敬老院走访，他观察到，里面基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们几乎每天都在面对死亡。“今天一起聊天喝茶的同伴，可能第二天早上就死了”，马勇担心，爸妈住的时间长了，他们的心理状态会出问题。而且群居性的集体生活，也让马勇感到不放心，“老人们抵抗力差，如果一旦爆发疾病，容易相互传染”。马勇说，在母亲患病的十年里，父亲像是被“绑定”在她的身边，在漫长而琐碎的日常照护里，父亲的头发已经全白。“这种病，最痛苦的不仅是老人自己，还有周围的人”，他描述，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思维逻辑和普通老人不一样，“你不想让她那么干，但她还是会继续”。每当母亲无法克制地想要捡瓶子、捡破衣服和破鞋子，甚至在垃圾桶里翻东西吃时，父亲很难说服她。2023年，马勇的父亲突发脑梗，出院之后，腿脚变得不利索。“我的父母，一个脑梗，一个老年痴呆，突然之间，我感觉压力变得非常大”。马勇为了确认爸妈的安全，几乎每天都要和他们视频通话。从济南到泰安老家，相隔81公里，倘若碰上突发状况，他很难及时赶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接下来，他考虑着在学校附近租房，把爸妈接过来住，离自己近一些，下班后能陪他们吃晚饭。像孙元金一样，带在身边方便照看。但对于这种方式，马勇仍在犹豫。“要是搬来这边，和‘坐牢’有什么区别？”他担心，爸妈不适应新环境，终日留在家里，不如在老家自由。母亲韩树芳在楼道里帮学生摆放书包漫长的照护之路对于接下来几年母亲的照护之路该怎么走，孙元金也茫然。医生告诉孙元金，按照母亲目前病情的发展速度，大概再过两年到五年时间，便会进入该病的重症阶段。当母亲逐渐失去行动能力，生活开始不能自理时，孙元金能想到的是把她带到日间照料中心进行照护。“白天把母亲放在照料中心，晚上下班后，我们再去接她”，孙元金说。在他看来，托管式的照料方式，起码能让他尽可能多地去陪伴母亲。相比于让母亲24小时住在养老院里，孙元金希望能经常看看母亲，也让母亲多看到自己，这样，或许能给她提供更多安全感，而不是漫长的孤独。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20年的数据，超过95%的失能或半失能老人由家庭成员照料。一篇发表于2023年的名为《居家养老的失能半失能老人的护工市场分析》的论文指出，从老年人自身所期望的护理模式来看，89.9%的失能老人更愿意选择在家里接受照护服务，自愿选择到养老机构接受照护服务的老人只有4.5%。居家养老，也是孙元金曾想到的“最优解”。为了实现更长时间的陪伴，他曾考虑过请保姆或护工上门照顾母亲，但最终止步于高昂的护理费。“如果在市区的家政公司找保姆，价格可能要五千到六千”，所以他托亲戚朋友问老家有没有靠谱的熟人，愿意来城里照料老人。这样途径找到的“非正式的保姆”，价格只需两千到三千左右。但对于每月工资六千多，要养育两个孩子，还要担负母亲就医费用的孙元金来说，这仍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为减轻失能家庭的医疗费用支出，分担家庭照料者长期居家照护失能老人的压力，早在2016年6月，人社部正式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以下简称“长护险”）试点工作。“长护险”是我国针对失能老年人，需要长期照护时提供护理费或护理服务的保险。2016年，孙元金所在的山东省济南市，也开始探索建立“长护险”制度。长期护理模式中的“家护”模式，能为失能老人提供上门照护或社区日间集中照护等医疗护理服务。其中，参保职工的家护模式，按小时付费的结算标准为60元/小时，每天最高支付时长为4小时，限额内符合规定的费用可报销90%，个人只需负担10%。但对于孙元金来说，“长护险”的上门照料服务也只是另一种“暂时解法”。平日里，他和妻子在早上7点半出门，直到晚上6点半才回家，母亲独自在家的时间长达11个小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唐钧曾在接受采访时称，严重失能的老人需要有人长时间、甚至24小时陪护，只有每周几次、每次几小时的上门服务是不能满足老人需要的。而另一方面，护工质量也是孙元金所担心的。他从当地的社工组织了解到，“有的日间照料中心，如果老人情绪过于激动，会被要求吃一些镇定药物”，尽管孙元金知道，多数情况下，护工是基于专业能力做出的判断，但他仍然有些不放心。他承认，这种担忧的情绪，与网上偶尔传出的“护工虐待老人”等负面信息也有关。《居家养老的失能半失能老人的护工市场分析》一文中还指出，我国护理人员尚不属于正规职业领域，且缺乏相应法律法规界定护工职业和持证上岗要求，护工职业一直存在人员管理复杂、无法可依的现象。同时，我国养老护理人员也面临着巨大缺口。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达到2.8亿，其中失能、半失能老人大约4400万。他们不同程度需要医疗护理和长期照顾服务。据统计，我国对养老护理员的需求达到600万名，但目前相关从业人员只有50万名。2023年10月，北青深一度曾发布《照护母亲15年，我成了她的“敌人”》一文，报道中的杜明军为了照护患有阿尔茨海默症进入重度阶段的母亲，选择在事业上升期辞去工作，回归家庭成为专职照护者。但这对于孙元金而言并不现实，“我没有勇气辞职，还有一家子人等着我养活”。在照护时间、护工质量、护理费用等多个环节的权衡和对比上，孙元金仍在寻找更合适的解法。他通过当地社工了解到，小区去年新建了一所日间照料中心，目前仍然在筹备中，那里离家和学校步行大约10分钟，孙元金想如果这里能让他放心，他或许会考虑帮母亲申请“长护险”，让她白天在这里接受日间照料，晚上下班了再把她接回家。对于母亲未来漫长的照护之路，孙元金并没有把握。他和马勇一样，仍在找寻更合适的解法。【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如果…你可能就要失去我了微信又双叒叕改版了，如果不标星，你可能就会错过我们的推送。星标只需要：①打开北青深一度公众号主页，点击右上角“..."②在弹出的界面，选择“设为星标”。我们期待与你在每篇推文中相见！19岁女孩最后的人生：相亲、订婚、投河自杀这所幼儿园的孩子，正在被老人代替智能猫屋撤出长沙：流浪猫，怎么管？

出狱后病中的李四强安徽省利辛县孙集镇曾有个天生智力残缺的“傻子”李四强。2005年，他从家人和村民的视线中“消失”，音讯全无。2007年，南京建邺警方在流动人口普查时，发现了在南京打工的“傻子”。因身上持有一张汕头抢劫案在逃犯人“刘西文”的身份证，“傻子”当场被抓，并以刘西文的身份被判抢劫罪，入狱服刑。服刑期间，监狱的管教发现“傻子”的真实姓名是李四强，这一“乌龙”被上报后，李四强没有获得自由，法院调查后，裁定他冒用“刘西文”身份参与了汕头抢劫案，随后将判决中的“刘西文”更正为“李四强”，“傻子”继续在狱中服刑。2016年，服刑完毕的李四强回到老家，家人们得知他的经历后，认为抢劫案发时间段，李四强在安徽利辛的村子里，不在广东汕头，没有做案可能，于是决定帮他申诉。七年过去，李四强的家人始终没有放弃申诉，而“傻子”李四强，早在出狱后两个月因病重不治，离开了人世。2023年2月21日，北青深一度刊发调查报道《一张身份证牵出“真假”两个抢劫犯》。2024年1月29日，广东高院派员到安徽利辛县，将“李四强抢劫案的再审决定书”递到了李四强哥哥李奎星手里。2024年4月18日，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法院对李四强所涉抢劫案再审宣判，判决李四强无罪。

采写/王思思编辑/杨宝璐彤彤跳河后被送到虞城县人民医院抢救3月28日，订婚不到20天的19岁女孩彤彤投河自尽。半个月后，有关她的消息以“花27万才订婚准新娘十余天后自杀身亡”的词条上了热搜。3月初相亲，3月11日订婚，3月28日轻生。在这大半个月中，彤彤好像只是“轻微地反对了一下”这桩仓促的婚事。别人稍加劝说，她便又同意继续推进议婚进程。直到轻生前，这个19岁的女孩也没有留下关于这个决定的任何只言片语。没人明确知晓到底什么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围绕彤彤的轻生，她的亲人、男方与双方媒人各执一词。他们都认为，彤彤的死与自己无关。虞城县二河口公园投河3月28日晚上10点多，家住河南商丘虞城县的周蓉接到派出所电话，工作人员告知，她的女儿彤彤被从河里捞起，送到了虞城县人民医院。周蓉赶到医院时，彤彤正在抢救。按老家的说法——当孩子掉河里救不过来时，要一直喊孩子的名字。周蓉站在抢救室门口，不断叫着女儿的名字。20分钟后彤彤有了心跳，但瞳孔已经放大。医生通知，即便救回来可能也是植物人。抢救进行了一整夜，第二天早晨六七点，监护仪上的心电图还是停在一条直线上。周蓉告诉深一度，其实彤彤出事前几天，她就觉察出些异样。那段时间，彤彤总有一种“不想活的状态”。她记得有一次，彤彤跟男方通完话后，觉得压力很大，还说自己胸口疼，喘不过气来。担心女儿出事，那段时间周蓉去哪儿都带上彤彤。事发当晚，周蓉不想做饭，她决定带孩子们出去吃。可彤彤拒绝出门，想一个人在家待着。最终，她拗不过母亲，跟几个妹妹一起出了门。周蓉回忆，那晚彤彤看上去有点不高兴，但等大家吃完饭后，她还是主动去结了账。晚上9点左右，周蓉开车带着孩子们回到小区门口。彤彤突然说自己想出去转转。“转啥？别转了，明天还得送妹妹上学呢。”周蓉不同意，但彤彤坚持要走，“我一会儿就回去。”14岁的大妹想跟彤彤一起出去，等她把3岁的小妹送上楼，再跑下来找姐姐时，已经看不到姐姐的身影。她不断给姐姐拨语音通话，却只收到了语音回复：“没事的，我出去透透气，一会儿就回家了。”“你放心，我不会扔下你的。”在最后这几段语音里，彤彤语气一如往常，听不出任何端倪。当晚近10点，她把衣服、背包和手机放在虞城县两河口公园附近的河岸上，然后翻越护栏投入河中。从抢救失败到下葬，彤彤的后事操办得仓促。当地的风俗是，没成家的女孩过世后不能停放在灵棚。彤彤去世当天早上，她的几个舅舅建议将彤彤尽快下葬。尽管有些不情愿，但周蓉还是同意让女儿快一些入土为安。女方媒人李颖在上午10点接到男方媒人张民的电话后，才得知彤彤去世。张民问：“彤彤是不是跳河死了？”李颖立马责怪道：“你瞎说什么，我大前天赶集还看见她在卖衣服。”挂断电话，张民又再次打来。李颖决定向周蓉求证，中午，她收到消息，“刚埋完闺女回来”。退婚与订婚彤彤出事前几个月，常和周蓉在大侯镇北街摆摊卖衣服。附近开店的人几乎都认得这对母女。李颖的店铺也在这条街上，主要卖香火、冥币和佛像。她告诉深一度，自己是周蓉多年没打过交道的表姐。两人建立联系后，周蓉委托她给女儿介绍相亲对象。没多久，李颖打听到四五十公里外的村子，有一个23岁的小伙子邢亮在外地打工，比彤彤大四岁。在双方媒人的撮合下，两个年轻人先加了微信。周蓉回忆，彤彤对邢亮的第一印象是“挺老实的”，就是有点显老。李颖主动向彤彤母女解释，邢亮常年在外跑车，风吹日晒的，自然就显老些。认识四五天，邢亮提出要订婚，但彤彤想先聊一段时间再说。这时李颖出来劝说彤彤，她一心想要撮合这段姻缘。在她看来，这纯属做好事，“我不要他们一分钱。”周蓉也是赞同订婚的。在她眼里，邢亮无疑是门“好人家”。据李颖介绍，邢家除了老家村里一套房外，在商丘市还有四套房。周蓉觉得，女儿跟着自己吃了不少苦，她就想给彤彤找个家庭条件稍微好点的男人。在李颖和周蓉的助力下，邢亮和彤彤有了进一步接触。得知彤彤喜欢马面裙、簪子等古装服饰，他带彤彤去商丘古城玩了一天。尽管彤彤表达过对订婚的抗拒，终于还是在“不行再退婚”的劝说下做了退让。就这样，相亲五天后，订婚如期举行。网上传出的视频中，周蓉和李颖在订婚宴上当场数彩礼，收下了27万元。但订婚的过程并不愉快。周蓉解释，男方说好连彩礼带给女方舅舅们的礼钱，一共28万多元，却少拿了一万，最终到周蓉手上只有27万。因彩礼的问题，她曾跟男方提出过退婚。张民告诉记者，邢亮家给出的27万彩礼，在当地并不算高，“高的有三四十万”。据张民介绍，很多村子里像邢亮这样的年轻人，都比较心急娶媳妇，“一个村子里，有20多个人找不到老婆。”此外，周蓉还提到，彤彤觉得邢亮很强势，“问在干嘛，怎么不接电话？好像我女儿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背叛他了（一样），质问逼问的那种（语气）。”周蓉表示，直到彤彤去世前，女儿都处在“想退婚”的状态中。有一次，周蓉还跟李颖商量，“真的不行，孩子不想了，咱也别强求，万一出了事谁也扛不了。”李颖说服彤彤不退婚的理由，主要围绕着原生家庭和经济能力。周蓉记得，李颖反复跟女儿强调，生活在单亲家庭本来就被人看不起，退婚后，更不能帮母亲减轻经济负担。听说彤彤要退婚，邢亮的父亲专程从外地赶了回来说情。周蓉至今对那个场景印象深刻——邢亮父亲不断为儿子的说话语气道歉，还说自己办订婚宴是在五星级酒店，请的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如果被退婚，就太过丢人了。顾及到一个快50岁男人的颜面，也考虑到刚订婚就退婚，名声不太好，彤彤心软了。婚，最终没退成。周蓉怪李颖给彤彤做了太多思想工作，在她看来，李颖当时苦口婆心地劝女儿，是图那笔介绍费，但李颖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说法。她告诉记者，周蓉要求过分，男方也曾想要退婚。“要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和一辆新车。男方家里有两辆车，一辆三十多万，一辆十几万，任她挑，都不要。都是农村人，哪里（能马上）拿得出那么多钱，但她就不愿意。”信号彤彤轻生后，在她生活的村庄，乃至她常卖衣服的镇上，都流传着对这件事的叹惋。“小妮儿性格随和，人也好。”这是认识彤彤的人们的普遍看法。彤彤出生两个多月，父母离了婚。据知情人透露，彤彤母亲改嫁多次，共生下6个孩子。彤彤是老大，下面还有三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彤彤的二舅妈张晓月告诉深一度，彤彤在15岁之前一直由姥姥抚养。读到五年级退学后，她去了母亲当时生活的浙江打工。母女俩最近两年回老家，带着妹妹们住在虞城县的出租房里。在张晓月眼中，彤彤懂事又孝顺。由于家里经济条件有限，妹妹只能在村里的小学读书。彤彤每天6点起床给妹妹买早餐，再开着电动三轮车，往返10多公里接送妹妹上下学；周蓉身体不太好，她就揽下了许多家务；彤彤还间歇地打过好几份工，帮周蓉分担经济压力。张晓月记得彤彤曾经说过“我即使卖血，也要供妹妹上学。”就在投河的那天中午，她还去了张晓月家，说自己想吃糖糕，那是她最后一次向舅妈提要求。“早知道这样，我就不会叫她回去了，就叫她在俺家住。我能开导开导她，两个人说说心里话会好一点。”张晓月说。回想事发前的某些细节，张晓月觉得早有预兆。在投河前三四天，彤彤曾提出给她买衣服。张晓月没当真，“你哪儿有钱啊，不买。”在彤彤的坚持下，她们去到附近镇上，买回一件带毛毛的褂子和一条黑色裤子。彤彤还想再买双鞋，张晓月嫌贵拒绝了。那身衣服张晓月穿了两次。彤彤出事后，她再也没拿出来。“一穿就想起她，难受。”她甚至怀疑，彤彤当时说要给她买衣服，是早就计划好了的，为给她留个纪念。还有一次，彤彤脱口而出“我找俺姥姥去”。姥姥几年前已过世，张晓月数落了她几句，没往深处想。彤彤传递出轻生的信号，不止一次两次。事发前，邢亮也曾感受到彤彤情绪不佳，他告诉记者，3月28日晚上9点多，彤彤给他发消息，问他，“人死后会去哪儿？”“我就问她怎么回事，她说跟妈妈吵架而已。接下来我就联系不上她了。”第二天，邢亮接到周蓉的电话，“说我把她闺女逼死了。”关于彤彤轻生这件事，邢亮始终觉得跟自己无关。他说，彤彤去世时自己不在家，“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过邢亮记得，彤彤跟他抱怨过家里的情况，“说母亲给了她很大压力，弟弟妹妹还要她照顾，就连家里做饭和打扫卫生也是她完成。”但没有谁真正重视彤彤的话，亦或只是被当做随口开的一个玩笑，“她还那么小，谁能想到她寻思那个。”张晓月感叹。第一次退彩礼的收据退彩礼彤彤头七当天，邢亮给周蓉打电话协商退彩礼。第二天中午，周蓉跟邢亮父子见面时称，因彤彤抢救和安葬花了几万元，她手里只剩下183000元。在两个媒人的见证下，周蓉先退还了18万元彩礼，并签字、摁手印。当天下午三四点，邢亮父子再次打电话给周蓉，催促她退还剩余的彩礼。事情闹到当地的派出所后，周蓉才发现，邢亮身份证上的出生年份是1997年，比自己女儿大8岁。“他们这是欺骗。”之后邢亮无论是打电话还是找上门，周蓉都躲着，“我就不愿意再跟他们协商（彩礼一事）了。”接下来的几天，为要回彩礼，邢亮和家人频繁往周蓉娘家所在的村跑。村民们向记者描述了当时的场景——4月中旬，男方开着一辆三轮车进村，喇叭一连吆喝了好几天。找不到周蓉，邢亮就带着爷爷奶奶去张晓月家，“躺到我嫂子院子里，说要死人家里。”周蓉告诉深一度。李颖亦是此事的见证者。作为女方亲戚兼媒人，邢亮一家也曾去她的店里闹事。店里的摄像头记录下这些画面——三轮车上挂着红色横幅，喇叭里高音循环播放着：“XX村周某与她闺女，订婚不到20天，你欠我彩礼28.5万。退我彩礼，还我血汗钱！”车子横停在她店门口的大街上，不让路人通行。周蓉告诉记者，彤彤去世后，她的亲生父亲没有任何表示。在这之前，听说彤彤订婚拿到了彩礼，父亲还曾找她要过钱。在周蓉口中，前夫是个“不正干”的人，女儿不愿跟他联系，还曾将他的电话、微信拉黑。彤彤的死，让男方媒人张民很懊恼。他反复称，自己没有拿到本该属于自己的介绍费，“我七十多了，跑了好几趟说亲，最后（男方）还把那4000块钱要回去了。”他对着采访电话大吼，“去查查究竟是谁的问题。”张民还透露，女方媒人李颖也曾收到过一笔介绍费。当时邢亮父亲将5200元发给周蓉，让她转交给李颖，“女方扣了她400元，只发给她4800元。”这笔钱最终也被男方收回。要不回剩余的彩礼，邢亮一家选择了找电视台曝光。4月21日，在经过当地各部门的调解后，邢亮一家又要回7万元。纠纷至此作罢，邢亮对这件事的处理结果满意。关于彤彤的死，他不愿再提起，“那跟我没关系”，在彩礼纠纷过后，他删掉了彤彤的微信号。彤彤母亲与邢亮的调解书流言4月4日，周蓉用彤彤的社交账号发布了一条动态，“孩子，我想你了。”配图是彤彤的一张照片。彤彤的朋友赵阳刷到这条动态，觉得十分奇怪。十多天之后，她无意中刷到一则“商丘准新娘跳河自杀”的新闻。反复对比网上流传的多个视频后，赵阳通过里面晒出的微信头像，确认死者是彤彤。赵阳跟彤彤相识是在2021年。彼时，17岁的彤彤在浙江一家超市打工，跟赵阳的母亲是同事。看彤彤穿着朴素，手头也没什么钱，赵阳母亲就经常把彤彤领回家吃饭，两个女孩就此成了朋友。在赵阳眼里，彤彤是个顾家又知恩图报的女孩。每个月4000元的工资，彤彤会给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们寄2000元。不好意思在赵阳家白吃白喝，收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彤彤还送给赵阳母亲一张超市会员卡，让她买菜用。彤彤有时会留宿在赵阳家，赵阳告诉记者，彤彤提起过，自己母亲有抑郁症，犯病时会虐待她，有一次，她被母亲用衣架抽到不能动。周蓉却表示，她在2021年确实得过产后抑郁症，但吃药半年已经痊愈，更没有打过大女儿彤彤，“她12岁以后我就没碰过她了，孩子已经很苦了，我不可能再去打她。”她至今也想不通女儿为什么会寻死，出事前几天，彤彤还跟她说想去割个双眼皮，还想给小妹妹买个3000元的手镯。这两件事，最终都没实现。“彩礼钱都叫她妈给存起来了，孩子想拿出来花，一点权利都没有。”李颖称，彩礼钱是自己陪周蓉一起去存的，钱由周蓉掌管。而周蓉称，密码虽是自己设的，但卡在女儿手里。电视台的曝光让27万元彩礼成为舆论焦点。借由此话题，网友们争论着男方能否顺利要回彩礼，以及女方是否应该全额退还彩礼。还有人怀疑彤彤是假死，把女方定性为“婚骗”，建议男方去派出所查看有无销户。当被问及外界流传的关于彤彤去世的传言，周蓉变得激动，“他们说，我给我孩子逼死了。我一年给她花3万，我给她养了19年，我给她花多少钱？我给她养大了，我再去给她弄死？”不过，周蓉承认她欠女儿的实在太多了。最让她感到愧疚的是，她没有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彤彤、李颖、周蓉、张民、邢亮、张晓月、赵阳为化名）【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如果…你可能就要失去我了微信又双叒叕改版了，如果不标星，你可能就会错过我们的推送。星标只需要：①打开北青深一度公众号主页，点击右上角“..."②在弹出的界面，选择“设为星标”。我们期待与你在每篇推文中相见！智能猫屋撤出长沙：流浪猫，怎么管？村民“被注册”工商执照背后：无法完成的“市场主体增量任务”庭审被上级法官“遥控”，证据就在审判席上

记者/张涵编辑/计巍招生人数下降后，幼儿园里闲置的教室当退休后的老人们来到一家日间托老中心做海底灸时，幼儿园的老师们正外出派单、宣传招生。这两个地点的老板，是同一对夫妻。于波和崔瑾在山东济宁经营了20多年幼儿园，从2003年的第一家，逐渐扩张到2020年的十一家。夫妻俩原本打算把这当成一辈子的事业，但出生率下降伴随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现在，他们的目标客户不得不转变为在校门口等着接孩子的人。盼不来的孩子王姨不管于波是不是什么教育集团董事长，她就要教他种三角梅。于波还在托老机构的二楼办公室接受媒体采访，王姨给崔瑾打去电话，“那得下来，我今天必须教给他，还带了两袋化肥。”王姨是这家托老所的会员，热爱养花，之前看到于波把三角梅剪秃了，一定要指导他。这家托老所开在济宁市中心最大的城市广场附近，为60-75岁的活力老人提供日间活动场所和服务。年前正式开业，目前吸纳了五六十名会员。吃过早饭后，老人们纷纷来到这里，做八段锦、做海底灸、打牌。中午回家吃过饭，又来了，要接孙辈的下午四点多就得走。这个场所镶嵌进老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替代了原本在家看电视和手机的时间。大家建了个微信群，店员每天预报天气，问早晚安。老人们生活规律，如果有谁每天九点进店，有天超过十点没来，就要打去电话问问。这样的情形让从事了二十多年幼儿园事业的崔瑾感到陌生又熟悉。小朋友们也是如此“考勤”，如果早餐后半小时还没来，就要联系家长：要不要留早餐？为什么没来？2003年，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的崔瑾创办了第一所幼儿园。那年她20岁，和丈夫从招生、地推、上课和维修干起。幼儿园品牌在济宁当地口碑不错，一些家长的二胎、三胎都继续入读，老师们也一路跟随，教育集团逐渐扩张到2020年的11家幼儿园。出生率下降的影响是滞后的。2016年二孩放开后，全国迎来了一波生育小高潮，达到1786万，但从2017年开始，新生儿数量持续下降。到2022年，已经跌破1000万。而2016年到2021年间，全国幼儿园数量从23.98万所增加至29.48万所。崔瑾记得，2020年9月，幼儿园瞬间就招满了。园长李伟就职于于波和崔瑾在2014年创办的一所幼儿园，通常情况下，往年至少能招到100多个孩子，但2023年3月报名期间，只招到了30多个。恐慌突然来临。在2016年婴儿潮中出生的孩子集中在2023年前后毕业，数量是近几年最多的一波，占在园孩子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一波孩子的毕业，叠加上新生儿变少，在园人数和前两年相比减少了一半。崔瑾估计，今年9月孩子毕业后，幼儿园将面临更严峻的考验。对民办幼儿园来说，在园人数达到多少才能不亏损，是个可计算的现实问题。李伟算了一笔账，由于园区较大，一年的房租最高时将近190万，在园孩子要达到330个左右才能收支平衡。但目前，园区只剩下300个孩子，一年亏损30万左右。到今年9月，又将毕业100多个孩子，李伟必须想办法补上这个空缺。园区里的每个人都要跟着忙碌起来，一部分老师讲试听课，一部分老师轮流外出派发招生宣传单，李伟也会带着小孩喜欢的小风车到附近的公园，邀请家长去听免费的体验课。但再怎么努力，幼儿园能覆盖的目标人群有限。目前，周边街道的十几所幼儿园已经关了三所，有一所曾携款跑路。有家长找到李伟，“咱们幼儿园会不会关？”李伟坚定地说“不会”，但心里依然很恐慌。2023年，于波和崔瑾关停了一所位于老城区的幼儿园。他们了解后发现，整个社区里的新生儿不过二十多个，全是老人，坚持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今年，崔瑾认识的几位其他幼儿园的园长还在不确定中观望，“就看9月这一阵招生了，招上来就干，招不完就不干了。”托老所里的老人们从幼儿园里“长出”托老所在出生率下降带来的“变天”之前，于波和崔瑾已经在疫情之下被动地开始过一些“转行”的尝试。三年疫情，关园的时间加起来有一年多，期间幼儿园完全没有收入，而房租、物业费、老师的基本工资和社保不能断，全体员工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夫妻俩不得已关停了两家幼儿园。无课可上，如何把现有的人力利用起来？他们尝试过做外送，通过家长和社区建起微信群，厨师做饭，老师们当配送员。尝试了两三个月，亏损好几万。于波亲自跑腿，开车给顾客送十斤芒果，最后只落得几块钱，对方问他：“你这外卖员开汽车送外卖，是来体验生活的吗？”后来，他们还尝试过小学生课后托管服务和学业规划，但都好景不长。崔瑾和于波发现，在同一个行业中坚持了20年，“脑子都有点固化了”，其他的商业模式都不太懂。300多人的团队中，不少老师的工龄在10年以上，如果老师们失业，可能也难以适应别的行业。有没有一种转型既能利用幼儿园的场地，还能发挥老师的技能？起初，他们想过做养老院，但被朋友劝住：“不好干，投资还大。”于波的爷爷今年100岁了，父亲兄弟三人每人轮流照顾一个月，于波开玩笑地问爷爷，“去养老院吧？”爷爷耳朵也不聋，眼也不花，“不去”。于波说，“济宁这个地方，如果听说谁把爸爸妈妈送到养老院了，那都得挨骂，说不孝顺。”于波还想过做老年大学，但调查下来，济宁公办的老年大学，每门课半年只收100块钱，“这怎么跟人竞争？人家不图挣钱，场地也是免费的。”反复考虑后，于波想到了在幼儿园里开设托老所。幼儿园临近社区，餐厅可以改造成社区食堂，而孩子和老人的餐食几乎要求差不多，烂碎、少油少盐。等待接孩子的时间，老人们可以在教室改造的活动室中娱乐，幼教老师可以给老年人上课，生活老师未来可以提供保洁、护工等服务。夫妻俩在外地考察时，注意到上海一家专门为老人提供高端上门服务的机构做得很好，他们只收有限数量的会员，年费八九万。但是济宁和上海不一样，“你收3万也没人来。”上门服务的思路给了于波灵感，他想通过建设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吸纳会员、建立社群，当基数足够大的时候，一定能产生许多上门服务的需求。于波和崔瑾决定从身边开始做市场调查。从2003年至今，幼儿园的毕业生累计达到17000人，覆盖了好几万各行各业的家长群体。利用这些资源，他们给每个在园的孩子发下问卷带回家，“如果有这样一家托老机构，还能给老人配置安全预警的设备，你愿意花多少钱？”担心没有市场需求，于波和崔瑾不敢贸然开始拿幼儿园做实验。他们租下了一个家具卖场开始改造，一楼设有养生仪器、厨房和书法区，楼上可以打乒乓球、唱歌、按摩和上课，年费定为1288元。初期的推广很困难。夫妻俩想找社区的网格员在群里发免费测血压、血糖和理发的通知，但被拒绝，对方说自己只能发政府的通知，担心有风险。不少老人刚进店的时候也很谨慎，担心这里是卖养生产品的地方。离店面不远处，一间名为“社区智慧养老”的门店已经关门了。那里曾以发鸡蛋为名吸引老人，售卖几万元的医疗器械。于波的店面推广期间，有老年人一边做着艾灸，手机里还播放着那家店的课程，听完对应的时长、回答问题再发朋友圈宣传，一天大概能得5毛钱，老人们乐此不疲。当于波和崔瑾想寻求政策支持时，他们发现关于托育的建设补贴和经营补贴已经很完善，但针对无床位的托老服务，还有些空白。崔瑾说，任城区卫健委答复他们，虽然“一老一小”在自己的管理范围内，但是目前没有具体的政策或实质性的补助。在不确定中进行尝试并不容易，但幼儿园的土壤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今年春节后，门店正式发布店员招聘，一位幼儿园孩子的家长前来应聘，他的孩子十年前就读于于波夫妻俩旗下的幼儿园。他之前从事美容健康行业，但疫情后，大众消费收紧，客户群体也快进入退休阶段，他意识到养老行业似乎更有潜力。双方一拍即合。还有幼儿园毕业生的家长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他主动联系于波，希望能开展合作，由社区提供活动场地，把他们的模式引进社区。目前，于波已经和两家街道达成了合作，他们签订了协议，在满足基本公益服务的前提下，运营社区食堂，还可以开展收费的上门服务。在济宁老城区的一处广场上，陪伴孩子玩耍的大多是老年人在不确定中转型周鑫是于波教育集团旗下的幼教老师，2023年幼儿园因招生问题关园后，她有两个选择：转去旗下的其他幼儿园继续当老师，或重新开始，服务老人。2022年起，周鑫开始参与外出派单招生。孩子不断流失，身边的同事也各自谋划出路，有人转行直播，有人干销售。周鑫意识到出生率下降，老人增多，“一整个就是翻转了，未来肯定不好走。”如果继续在幼儿园呆着，没问题，但是更长远的路呢？暗淡的行业前景和疫情带来的影响，靠信任也难以维系。一名老师跟了李伟八年，一个月前，她说自己想去公办幼儿园，虽然工资低点，但学费低，招生压力小，“园长，我不是不信任你，我是不相信这个行业的未来，我不信咱们民办园还能坚持下去。”还有一个孩子原本在园区就读，学费一学期7000多元，但爸爸在外有负债，而附近的另一所民办幼儿园只要4000多元，家长没有任何犹豫，把孩子转走了。李伟找他沟通，对方说，“我对你们很满意，我真的是自己没钱了。”但孩子转过去没多久，那家幼儿园也关园了。和家人商量后，周鑫决定离开幼儿园，到新开业的托老所工作。平日店里的事情不算多，周鑫提供最多的服务就是倾听和陪老人们打牌。起初，出于对老人的尊重，店里要求员工和顾客保持距离，但她发现老人就喜欢和她亲昵。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带大了两个孙子，每天做一日三餐，坚持数十年。但最近儿子和她说，等明年孙子上了高中以后，“你可以轻松了，解放了”。但老人心里难受，陪伴了孙子这么多年，说走就走，好像少了什么东西。每天来店里说说话，变成了她生活的重要部分。老人们和周鑫渐渐熟悉起来，谁的手机流量刷超了、谁中午吃了芹菜炒肉、谁家电费该交了，没有人比店员更清楚，还有老人张罗为周鑫介绍对象。从前周鑫是老师，现在她觉得自己更像家人。崔瑾曾担心过，虽然老师们经常给小朋友擦屁股和清洗沾了屎尿的裤子，但他们不一定能接受老年人的味道，不爱听老人的唠叨。目前，托老模式还没有正式引进幼儿园，李伟尝试着试探老师们的态度，先鼓励“呀，你这个画画得太好了”，再提“如果将来的话，咱有老年人的一些课程，让你带他们去做，你高兴吗？”老师们都清楚幼儿园的处境，平时也常和孩子的长辈们打交道，“没问题”。66岁的宿爱云是托老所打扮最精致的老人，用丝巾点缀衣服，再配上高跟鞋。但她已经三四年没再买过新衣，觉得年纪大了，穿不了多少年。她家附近开了所养老院，每天路过都能看到里面的老人坐在院子里，“不吱声，看着挺可怜的”。她和店里的其他老人讨论起以后养老的规划，大家一致认同，只要生活能自理，不上养老院，实在不行就找保姆上门。宿爱云还想过和好友一起抱团养老，正好家里有空房间，但细细讨论起来，谁住哪一间？会不会产生矛盾？计划又搁置了。目前于波的托老所还没开始盈利，但蝴蝶已经扇动了翅膀。从去年开始，他在短视频平台上分享自己关于幼儿园转养老机构的想法，积攒了几千粉丝，全国各地的人陆续来店里考察，地图软件提示他，店址搜索量一周达到100多个。银行、牙科、各种推广和投资人都找上门来，还有客户打电话提出希望能新增上门助浴服务，这些对于于波来说，还是需要摸索的领域。由于人力有限，于波的团队目前提供过200多单上门服务，主要是打扫卫生和清理热水器。他发现护工的市场缺口很大，计划未来和职业培训学校开展合作，培养更多技师。等整个模式成熟起来，五年之后开设自己的养老院。他相信老年人市场的稳定，“服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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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王思思编辑/

李东编辑/

采写/乔雨萌编辑/计巍在投行招聘市场的剧烈收缩下，银行岗位成为清北商科毕业生的“救命稻草”过去十多年间，清华、北大等顶尖高校的经管、金融类专业吸引了一批“最聪明、最能干、最勤奋、最有学习能力的人”，他们满怀野心，相信未来充满可能性——进投行，年入百万，和企业高管谈笑风生，过上“空中飞人”般忙碌但光鲜的生活。2023年9月，以为“形势一片大好”的他们迎面撞上剧烈收缩的招聘市场，之前在职业规划中从未出现过的银行变为“救命稻草”。从投行到银行，他们做出职业选择改变的同时，也意味着进入截然不同的另一套评价体系——“都是人情那一套，一眼望得到头”。这背后是金融业近两三年所经历的震荡。盛时，“大家都疯狂挣钱，也预期以后会疯狂挣钱”。监管来得猝不及防，从2022年5月开始，几道“限薪令”，一纸“827新政”，以年终奖和福利补贴的缩水为开端，投行的降薪、裁员、缩招接踵而至。从投行到银行，走上一条更安稳但同时也更封闭的轨道，他们中有人心怀不甘，仍期待有朝一日能跳出。也有的人主动让渡工作带来的物质回报和成长，转向对更加稳定和丰富的个人生活的追求。这是一个关于信心和预期的故事，发生在金融业，不止于金融业。中国建设银行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校园招聘宣讲会“最聪明的人”今年春节，徐凯陪母亲到家附近的银行网点办卡。营业员看起来和他年龄相仿，穿一身老式西装，头也不抬地给他们讲解办卡的手续，语气不带起伏，一套冗长的流程不知反复说过多少遍。隔壁柜台，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将手机屏幕贴到玻璃上，拉高声音问对面，“小伙子，这个理财APP怎么用啊？”徐凯对母亲自嘲，“这就是我以后的生活。”即将从清华大学经管类专业硕士毕业的他从未这样预期过自己的未来，直至与残酷的就业形势交手。去年9月底的一天，他在“三中一华”（指国内四家顶级券商，包括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金公司以及华泰联合证券）之一的暑期实习即将结束。晚上6点，他合上电脑，走出北京金融街附近的一座高楼，辗转1个小时后回到10多公里外的宿舍，掏出电脑正打算继续加班。“叮”，一封新邮件传来，他点开，加粗的一行字冲入眼帘：我们很遗憾地通知，您未能进入XX证券的录用环节。瞬间，“心拔凉拔凉的”，按照往年的留用率，他本以为自己稳操胜券。徐凯只得投入茫茫秋招大军，经过几个月的提心吊胆，终于在今年初收到了国内一家银行总行管培生项目的录用通知。签三方协议书前，他有些犹豫，想等等更好的机会。同学劝他，“现在这个行情下，别要求太高。”他不曾想到会有这样一天。在过去十多年间，经济、管理、金融是最受追捧的专业类别之一，吸引了大量的优质生源。清华、北大等顶尖高校的商科生更是“金字塔塔尖”般的存在。曾任清华副校长的著名生物学家施一公在2016年的一个演讲中感慨，“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高西庆也曾公开表示，“今天世界上的金融机构吸引了整个社会上最聪明、最能干、最勤奋、最有学习能力的人。”在各类金融机构中，投资银行（在国内常被称作“券商投行部”）因其高薪和光鲜尤其令商科生们趋之若鹜，“可以说是皇冠上的明珠”，一位清华大学金融学专业的学生这样形容。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就业质量报告中，投行常年位列就业去向首位：2019年，24.3%的本科生和39.5%的金融硕士毕业后进入投资银行；2020年，17.8%的本科生和25.4%的金融硕士毕业生入职投资银行。一位北京大学金融学专业的大四学生记得，四年前入学时，学院做过一个关于

记者/李晶晶

记者/张涵编辑/石爱华张金萍到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申请调取材料2017年8月，湖南怀化的液化气经营户张金萍因阻止其他网点跨区域卖气，情急之下钻进了对方货车的车底。这一钻，带来了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张金萍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但两年后，因一条指控燃气公司涉黑的线索，“钻车底”的事情被重新挖出来，张金萍因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被逮捕。张金萍的家属说，经历了近十个月的羁押调查后，检察官曾告知他们，如果张金萍签了认罪认罚书，可以做出相对不起诉处理。但就在张金萍签下认罪认罚书后，检察院却改变意见，决定提起公诉。最终，张金萍因破坏生产经营罪获刑一年零三个月。张金萍认为，在这起案件中，检察院的意见或受到了人为干扰，这对她来说，是不公平的。张金萍拦车的液化气站附近“钻车底”引发的行政处罚张金萍今年62岁，从小在怀化生活。2005年下岗后，她成了一家燃气网点的个体经营户，在怀化城区售卖瓶装液化气。2010年10月1日，为规范燃气市场秩序，确保燃气的供应和使用安全，怀化市人民政府牵头将当地中民燃气有限公司、怀铁液化气站、怀化市液化气供应公司三家企业和74家个体燃气网点进行整合，按就近原则分成10个配送点，由中民燃气公司负责网点人员的管理和编制。整合后，张金萍进入中民燃气公司销售部工作。燃气委托经营协议书规定，74家经营网点将现有的配送站及3700只重瓶提供给中民燃气公司作为股本，每个配送网点送出一瓶燃气，中民燃气就给原74家燃气经营户5元的分红。为了监督送气量，保证股东的权益，74家经营户选出了监事会。合同规定，监事会有权对中民燃气的瓶装气经营业务进行监督，对各配送站销售报表进行核实。张金萍是监事会的一员。从2014年开始，她和网点的工作人员发现，有没穿公司制服的人在城区用摩托车运气。张金萍说，整合后，怀化城区的燃气只能由指定的三家企业销售，配送人员都会穿公司的制服，钢瓶上也印着城区的标码。经营户们判断，这些人在跨区域卖气，违反了《燃气经营许可管理办法》中“应当依法取得燃气经营许可，并在许可事项规定的范围内经营”的规定。对于下岗职工来说，分红就是他们所有的收入，从2014年开始，74家经营户看到跨区域送气的车辆，就会互相告知，安排送气工跟踪到窝点，再拿着相关证据向燃气办举报。在经营户联名投诉之下，当地政府一度大力打击，但跨区域卖气的情况仍屡禁不止。2017年2月，有人向张金萍反映送气量明显减少。正常情况下，整个怀化城区的送气量每个月约八九万瓶，但外来的瓶装气进入后，每个月下降为六万多瓶，经营户们的分红也从三四千元下降到两千元左右。张金萍调查发现，有芷江县网点的货车去怀铁液化气站装气后，又返销给怀化城区，而这些销量不在分红范围内。芷江县隶属于怀化市，距离城区约50公里，怀铁液化气在芷江县设有配送网点，按照规定，该网点只能在芷江县内配送。她认为怀铁液化气站这种销售方式损害了74家经营户的利益。她多次向怀化市燃气主管部门和怀铁液化气站投诉，但未获得回应和处理。2017年8月31日上午10时许，张金萍和几位经营户一同来到怀铁液化气站的生产区。她们发现，怀铁液化气站下属芷江网点的一台运气车上装有很多印有怀化城区标志的液化气钢瓶。如果经营范围在芷江县，瓶体上的标识和电话号码应与城区不同，张金萍认为这是怀铁液化气站和芷江网点跨区域送气的证据。查看钢瓶后，她电话联系了燃气主管部门和怀铁液化气站的领导，请求工作人员到现场取证执法。直到15时左右，芷江网点运气车陆续从怀铁液化气站生产区大门开出，相关部门的人员还没有到场，张金萍再次打电话催促。为避免证据无法固定，当运气车行驶至门口处，张金萍将车辆叫停，司机下车与她理论。此时怀铁液化气站的工作人员报警，广场派出所民警于17时左右赶到现场，要求将芷江网点的运气车全部放行。张金萍钻入了车底，要求等燃气主管部门到场取证后再放行。民警劝导无果后，将张金萍带至广场派出所处理。2017年9月1日，怀化市公安局鹤城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张金萍在怀化市鹤城区怀铁燃气站门口处，以为了维护原来怀化市74家燃气网点经营户的权益为由，不听现场民警多次劝阻，采取拦车钻车底等方式不让怀铁燃气运输车通行的行为，扰乱怀铁燃气站正常单位经营秩序，给予其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张金萍说，此后，她们也发现过非法经营燃气的现象，依然继续向相关部门举报，但再没有过过激行为。张金萍“钻车底”后，公安机关对她作出行政处罚。两年后，她因拦车等行为被指控破坏生产经营罪一条涉黑线索牵出旧案本以为“钻车底”的事情，会以行政处罚告终。张金萍没想到，两年后自己又因此吃上了牢饭。2019年5月8日，怀化市公安局扫黑办收到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16督导组下发的线索。该线索举报怀化市湖南中民燃气有限公司涉黑，垄断怀化地区液化气市场，偷税漏税，采取打击其他液化气经营者等手段谋取暴利。两个月后，这条线索被移交至广场派出所，线索中，张金萍被指可能涉嫌其他犯罪行为，“建议深挖彻查是否有涉黑嫌疑。”根据举报，2019年6月10日，湖南省市场监管局依据反垄断法对中民燃气公司、怀铁公司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执法人员在调查中发现，中民公司与怀铁公司涉嫌垄断行为是在怀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主导下进行的。怀铁公司说明，其是迫于政府部门压力与中民公司达成协议，且协议达成后公司利益受损，市场份额逐步减少，其多次要求恢复自主经营的报告均被怀化市住建局拒绝。由于两家企业的垄断行为是被动遵守行政命令所导致，且积极整改，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对中民公司减轻处罚，罚款175.81万元，对怀铁公司免除处罚，并责令两家企业停止违法行为。反垄断执法机关对怀化市住建局涉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进行立案调查，作另案处理。这条涉黑举报，给企业带来的风波得以平息后，张金萍却吃上了官司。2019年8月，张金萍被带走调查。她介绍，除了两年前钻进车底的事，民警还详细讯问了2014年至2017年之间，他们是否私下成立过打击所谓“黑气”的队伍，向相关部门输送利益。张金萍和其他接受讯问的同事都表示，他们发现线索后，就联系主管部门进行处理，从未进行过私下处理，最终关于中民燃气涉黑的情况没有做实。被羁押的十个月，张金萍只能和律师联系，但她想，既然自己没有犯罪，等调查结束，会有被放出去的一天，但她等来的却是一纸判决。2020年5月末，张金萍因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被提起公诉。2020年8月10日，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法院以“张金萍由于个人目的，多次以拦车、锁门等方式破坏其他企业、单位生产经营，造成销售收入确已下降”为由判决张金萍犯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张金萍不服提起上诉。2020年10月26日，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案件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是否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破坏生产经营案的立案追诉标准规定，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造成公私财物损失五千元以上的；破坏生产经营三次以上的；纠集三人以上公然破坏生产经营的；其他破坏生产经营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张金萍觉得，自己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并一直坚持申诉。原审认为，张金萍由于个人目的，多次以拦车和锁门等方式破坏其他企业、单位生产经营，其行为已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除了8月31日下午钻进车底，公诉机关对张金萍的指控还包括：8月29日下午将怀铁液化气站大门上锁，阻碍正常经营约半小时；8月31日上午又将大门上锁，民警到达后进行劝解，才解锁离开。张金萍的行为是否是出于个人目的？一审辩护律师彭际均提出，2017年8月31日下午，张金萍阻拦怀铁气站运气车辆是因为当天发现了疑似跨区经营燃气的车辆，在打电话请求燃气办领导来处理，但迟迟未到达后采取的措施。其目的在于保留证据，而非为了破坏怀铁气站的生产经营。其行为虽在一定程度产生了妨碍怀铁气站生产经营的后果，却没有破坏生产经营的故意。不具备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的主观要件。张金萍的客观行为达到三次是否有充足的证据佐证？在案资料显示，于2017月8月31日下午发生的拦车行为，客观证据有当天的110受案登记表，还有现场照片、笔录等。2017年8月31日上午的锁门行为，民警于2019年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其中提到8月31日上午有人报案。不过，证据中没有报案人的证人证言，也没有张金萍“锁门”的照片或监控录像等。张金萍的申诉律师刘汉西表示，警方在事发两年后补充的情况说明属于主观证据，其效力不如客观证据，公安机关一直未提供2017年8月31日上午的出警记录，原审由此认定当日上午曾有出警不确实、不充分。申诉期间，他曾去公安分局申请查看出警记录，但被拒绝。8月29日下午“锁门”行为的证人证言均出自怀铁气站的员工，刘汉西指出，张金萍的举报行为可能影响怀铁的利益，因此怀铁员工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且证人关于张金萍的具体行为、事发时间点和人数的描述不一致，均未对张金萍实施“锁门”行为的具体情节进行描述，如锁的是位于怀铁气站什么位置的铁门、采用什么样式的锁具、张金萍锁门是在铁门里面还是外面等。此外，关于8月29日下午和2017年8月31日上午的指控，均没有相应驾乘人员、受害人证明其车辆或门被张金萍实施阻拦、上锁。彭际军辩护，关于8月29日下午及31日上午的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张金萍没有主观故意。张金萍辩解其未实施这两起被指控行为。但法院认为，除了多名证人对于主要事实描述较为一致的证言以外，还有民警出具的情况说明、气站的销售单等证据证明，29日及31日怀铁液化气站单日销量低于前后日期，以上证据彼此印证，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指控事实，不予采纳张金萍和其律师的意见。张金萍被捕之后，怀铁液化气站出具《谅解书》表示：“2017年8月31日下午张金萍并没有给怀铁气站及下辖液化石油气站的生产经营带来任何不利后果及任何经济损失，因此公司对张金萍的行为予以谅解。”怀铁液化气站的经理表示，销量下降并不代表有经济损失，销量有波动很正常。虽然得到了企业的谅解，但张金萍还是没能避免刑罚。怀铁液化气站对张金萍“钻车底”等行为出具了谅解书，并请求公安机关对本案予以撤案检察院改变“相对不起诉”意见？2020年11月，张金萍刑罚执行完毕。她找到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汉西准备申诉。刘汉西对当时在场的中民燃气经营户和门卫进行问询，多人表示张金萍8月29日下午及8月31日上午没有实施锁门或拦车行为。此外，74名原燃气经营户出具联名诉求书，表示张金萍为74家燃气经营网点授权代表负责人，她是在替大家维护权益的过程中出现情绪激动行为。张金萍认为，这个案件除了证据不足，还遭到了人为干预。2020年5月27日上午，张金萍案的主办检察官和律师彭际均通过视频和张金萍进行了远程会见。彭际均说，主办检察官认为张金萍犯罪情节轻微，拟做出“相对不起诉”处理，但张金萍需要先认罪认罚。张金萍记得，起初自己不认可材料中记载的几次行为，不愿认罪认罚。检察官告诉她，签认罪认罚，就可以不起诉。当天下午，相关材料被送到张金萍所关押的看守所。张金萍回忆，自己签署了一式三份的认罪认罚具结书。她记得，材料上写着“对于触犯破坏生产经营罪是否有异议”，上面没有关于量刑的记载。5月29日上午，张金萍家属接到彭际均的电话，通知他们去检察院见主办检察官。在张金萍家属提供的2020年5月29日与主办检察官的对话录音中，对方表示“我们跟政法委汇报了，但是没同意我们的意见，没得办法。”并向家属解释：“认罪认罚，才能相对不诉。如果我们的意见是直接起诉，也不会和政法委汇报，也不用再和律师会见她，多此一举，我们也是为你们好”。录音里，主办检察官提出：“认罪认罚书可以撤回去，我们正常起诉。你如果想继续用，我们就送到法院”，张金萍的家属要求撤回，检察官提出，“认罪认罚书都签了，我们就直接把它销毁就可以了，当你面把它销毁，这个你爱人还有律师签字了，你看到的。”张金萍的家属说，三份认罪认罚具结书都在当场销毁。张金萍执行刑罚完毕后，四处上访。2021年6月，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在《张金萍控告申诉案理由说明书》中答复，“经调查核实，本院审查批捕及审查起诉阶段案件办理过程中，均没有任何单位和个人过问、干预案件处理。”说明中提到，经调查，该案于2019年9月10日，由怀化市公安局鹤城分局以犯罪嫌疑人张金萍涉嫌寻衅滋事罪向本院提请逮捕。在审查批捕阶段，本院承办人依法审查了案件全部材料，讯问了犯罪嫌疑人张金萍。这条线索系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交办，鹤城区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9月16日召开检委会对本案进行研究后，认为案情重大复杂，于2019年9月17日向鹤城区扫黑办进行了汇报，区公检法相关人员参会，区政法委主要领导参会。区扫黑办反复讨论研究后，认为张金萍其行为已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2020年5月28日，鹤城区人民检察院再次召开检委会对本案进行研究决定，认为张金萍由于个人目的，多次以拦车和锁门等方式破坏怀铁液化气站的生产经营……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张金萍依法提起公诉。鹤城区人民检察院在说明中称，审查起诉阶段，办案人员依法告知了张金萍认罪认罚从宽的相关法律规定，同时与其辩护律师沟通，建议张金萍认罪认罚争取从宽处理，但张金萍最终未认罪认罚，未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2023年2月24日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出具《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认为张金萍在申诉阶段提交的证明材料，不能与本案的其他定案证据互相印证，不足以推翻原判的事实认定。2024年3月15日，深一度记者联系了办案检察官，记者就张金萍提供的录音内容，向检察官进行核实，对方表示，“我们都是依法依规来处理她这个案件的。”对方告诉深一度，关于案件是否受到过外部干涉，已经书面回复过张金萍了。如果张金萍不服，可以继续申诉。因为背负罪名，张金萍失去了自己的工作，退休后的保障受到影响，家人们也承受着外界的压力。“我不服这样的结果”，张金萍说，她将继续为自己正名。目前，张金萍正准备向最高法和最高检继续申诉。【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如果…你可能就要失去我了微信又双叒叕改版了，如果不标星，你可能就会错过我们的推送。星标只需要：①打开北青深一度公众号主页，点击右上角“..."②在弹出的界面，选择“设为星标”。我们期待与你在每篇推文中相见！谁动了我的黄金姐妹为父海上追凶案开庭：相撞后被告人驾船离开，并曾拒绝参与搜救层层把关下，一份判决书何以出现100多处错误

“强对流的尺度很小，观测又不够密，影响因子复杂多变，导致难以做出比较精细的预报。”

记者/纪佳文编辑/刘汨事发后李建的快艇漂回了岸边“我们等了1055天了。”

采写/胡倩

……”，其中“严胜”应为“严胜军”。判决书中，程长川的证言中提到“宣城公司”，实际企业名称简称为“宣丞公司”；判决书记载“北京大学的

采写/周煜博编辑/计巍有家长表示自己将孩子送入“指南针”，是因为当地精神科医生的推荐在河南南阳，有一所名为“指南针心理智业集团”（以下简称“指南针”）的“戒网瘾学校”。2022年9月至11月，徐秋菊曾任“指南针”的心理老师，她向深一度表示，自己在工作中目睹了多位未成年学生遭受殴打和虐待。在她看来，这些行为给学生们造成难以弥补的心灵创伤。离职后，她和多位学生、家长，一起举报“指南针”禁闭、殴打未成年人的行为。除了“指南针”内部存在的问题，在举报材料中，有家长还表示，自己将孩子送入“指南针”，是因为当地精神科医生的推荐。在这名医生的表述中，肯定了景海永（“指南针”创办者）在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的专业水平，“近二十年一直都做这行的。”深一度记者调查发现，多位家长有类似的情况，来自南阳当地的公立学校副校长和老师、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的推荐，让他们最终信任了这个原本并不了解的地方。但当家长们以为自己终于抓住了解决孩子棘手心理问题的救命稻草时，却发现他们把孩子送入的很可能是另一个“豫章书院”。有的家长在得知孩子的真实遭遇后，自责自己太心急，但在她看来，如果没有精神科医生的推荐，她根本不会知道“指南针”。还有的家长向当地教体局举报了把孩子推荐到“指南针”的学校副校长和老师，“凭什么给我们推荐到那去？你到底有没有责任心？”精神科医生（左图）和心理咨询师（右图）的推荐校长、医生、心理咨询师的推荐2009年景海永的“指南针”在南阳创办，其官方公众号介绍：“指南针心理智业，16年青少年心理行为研究。”主要业务是“青少年心理咨询、青少年学习治疗、青少年行为纠正、青少年成长训练营。”“指南针”由心理咨询工作室和营地组成。心理咨询工作室名为“指南针心灵港湾”，位于南阳市宛城区，景海永和心理老师在此给家长上课，给学生做心理咨询。营地在远离市区的内乡县云露山中，学生被24小时准军事化管理。目前，在“指南针”的视频号中，有名为“变形计成长营”的营地，其视频中介绍：针对孩子网络成瘾，厌学、辍学、自闭、孤独抑郁、离家出走、敌对、逆反、结交不良群体、亲情淡漠、不懂感恩、社交障碍等成长困惑提供专业心理行为帮扶。林霄爸爸多次和深一度记者提到，在决定把孩子送到“指南针”营地前，他以为“指南针”和女儿的中学是有合作的。2022年，14岁的林霄在南阳一所中学读初三，这所中学是南阳市一所心理健康教育示范校，也是家长们口中公认的“好学校”。林霄爸爸评价自己是一个性格比较急躁的人，他说：“我们家小孩本身学习还挺好，但是到初二之后她比较叛逆，那时候，我就老打她。”初三开始，林霄逐渐厌学，“上着课就跑了，不遵守纪律。”她总是与班主任顶嘴，经常被叫家长，被要求回家反省，父女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大。2022年10月，林霄爸爸又一次被叫到学校，这次班主任带着林霄爸爸见了学校的副校长。林霄爸爸回忆，这名副校长向他介绍了景海永，说景海永曾来学校演讲过，是治疗青少年叛逆的专家，并向他推荐了“指南针”营地。与林霄爸爸的经历类似，付宽妈妈如今也很后悔信任了南阳一家精神专科医院的医生。付宽读高中时，患上了强迫症，每天频繁地洗手，上厕所时，总感觉自己会沾上“脏东西”。他辍学回家后症状愈发加重，每次上完厕所，都会一个人在浴室洗很久的澡，他妈妈说：“洗澡的时候差不多都达到8个小时”。2021年12月，付宽的爸爸带他来到这家精神专科医院。付宽妈妈说，精神科医生让付宽做了些检查，开了药，并让他在手腕上绑一个橡皮筋，再出现强迫行为，就拉橡皮筋弹自己的手腕，利用疼痛产生的厌恶刺激，抑制他的强迫行为。付宽爸爸回忆，当时还有一项测试是“沙盘游戏”（运用了心理映射技术的一种心理治疗游戏），由另一个医生进行，付宽爸爸添加了这个医生的微信好友。回家后，付宽的病情加重了。当付宽爸爸发微信向做“沙盘游戏”的医生反映病情时，这位医生向他推荐了景海永。她在后续的微信沟通里向付宽爸爸表达过对景海永在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的认可，“近二十年一直都做这行的。”景海永在南阳心理咨询领域深耕多年。当地媒体2010年和2012年的报道称，景海永原本是中国地质大学国际金融法专业的学生，2000年退学回到家乡，改学中西医结合专业。毕业后，他在部队医院担任心理辅导员。2009年，他辞职创办“指南针心理咨询中心”。2022年6月，另一位来自南阳的家长——江飞扬的妈妈从当地的一位心理咨询师口中得知了“指南针”。江飞扬住在南阳市郊的农村。上了高中后，焦虑、叛逆这些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在江飞扬的身上愈演愈烈。抑郁情绪笼罩着他，学习的热情也开始消退，并沉迷于手机。他说：“一开始（学习）跟不上，他们（同学）越来越优秀，我越来越落下来。后来我翻墙了，逃学，只想在家里，不想出去了。”江飞扬的妈妈听说同村的孩子抑郁休学后，找当地一位心理咨询师做咨询后成功复学，还考上了二本。于是，妈妈也带江飞扬找到了这位心理咨询师，但江飞扬只做了一次咨询就不想再去了。在和江飞扬妈妈后续沟通中，这位心理咨询师向她推荐了景海永，建议江飞扬休学，去“指南针”营地戒手机。学校不批准休学，江飞扬妈妈在微信里询问心理咨询师该怎么办，得到的回复是：“先请个假，去（“指南针”）营地，现在已经跟不上了，争取下学期正常上课。”在深一度记者的采访中，多位家长表示在把孩子送到“指南针”前，都或多或少了解过网戒学校里发生的殴打、拘禁等现象。但校长、医生、心理咨询师的推荐，让他们对“指南针”放下戒备，以为自己找到了救命稻草。他们支付19800元的单月学费或43000元的半年学费，把孩子送进“指南针”。“指南针”营地的训练入校咨询宣讲覆盖南阳15所学校“指南针”曾在南阳多所中小学进行过公益咨询、宣讲。2022年9月28日，景海永带着徐秋菊和“指南针”的另外两位老师，曾来到林霄就读的中学进行公益咨询。公益咨询前，景海永先与这所中学的校领导进行了沟通，确定了在这所中学进行公益咨询的方案。方案包括一对一心理辅导、班级团体活动、家长课堂等，并定期为学生提供个案辅导。去学校前，景海永曾在“指南针”微信工作群中叮嘱：“重点是和班主任建立联络，让班主任知道我们能帮助他们做什么？”同时他在群中发了一个文档，里面收集了20余名“问题学生”并简述了他们的问题。类似“17班，李某某，沉迷于网络，不想上学，已经有两周没到学校上课了”“14班，王某，喜欢一个人在家，不喜欢人多，害怕去学校，没有安全感，很长时间没去上课了”。一周后，当景海永第二次来到这所中学时，“目标”家长、孩子被请到办公室，进行个案咨询。景海永在微信中向下属们强调：“把问题严重的引流到咨询室，辍学的引流到营地。”个案咨询室需要孩子和家长一同参与，徐秋菊说：“给孩子做咨询，付费的是家长，需要家长的配合，所以要求家长一起来。”在徐秋菊看来，与社会上的心理咨询相比，家长更容易建立对走入学校的咨询师的信任。“他们不会去问咨询师的受训背景和专业技术，会直接说，我们的班主任让我来找你，说你们是很专业的心理老师，甚至很感激。”徐秋菊回忆，当时包括她在内，办公室里有三位咨询师同时在这里进行个案咨询。房间外还有学生、家长排队等待，找景海永咨询的人会更多一些。个案咨询首先需要填写一个心理测评表，主要是关于学习状态的评估。徐秋菊说：“评估完大部分孩子是有状况的，然后会告诉他（家长）这孩子的情况比较严重。”接下来会告诉家长，免费的咨询只有一次，后续需要到“指南针”咨询室进行。咨询室指的是“指南针”提供的心理咨询服务，徐秋菊说：“我每小时600元；景海永的咨询费是800元每小时。”而咨询费还需要分给学校，一份内部聊天记录显示：“50%给你们（咨询师），30%给学校老师，20%留公司。”如果能引导“问题学生”来到“指南针”营地，介绍人的回报会更丰厚。徐秋菊曾从景海永那里得知，介绍一个学生进入营地，可以提成3000元。从2016年到2023年间，指南针微信公众号及学校宣传文章显示，景海永及“指南针”的心理老师至少在南阳市15所学校进行过宣讲、组织教师团建等活动。对此，景海永在采访中对深一度表示：“因为我经常到各个学校做宣讲，给学生们公益讲座，包括教师们的心理健康讲座。讲多了，很多老师都遇到这样的问题，老师们又解决不了，他就会推荐我。”对于将学生推荐到“指南针”营地这一情况，景海永说，“有些（问题）是心理咨询可以解决的，前年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孩子已经网络成瘾，在家跟父母闹矛盾、对着干。这种的，我们在咨询过程里如果解决不了，我们就给他推荐进入营地。”休学，是许多孩子离开校园进入“指南针”的第一步。

记者/佟晓宇编辑/石爱华监控录像显示，2021年10月16日，因停车位的问题，汪杰和母亲与邻居康某某发生了肢体冲突2021年10月，汪杰因把车停在未设标识的小区停车位上，与邻居康某某发生肢体冲突。汪杰报警就医后，被诊断多处骨折。汪杰称，住院期间，康某某多次发来短信承认打人并道歉求和，甚至直接将5万元现金送到病房希望私了。但他一直拒绝和解，想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伤情鉴定后，警方于2022年3月22日正式立案。汪杰认为，事发现场的部分监控、录音，以及他与康某某的沟通短信足以证明对方打伤自己的事实存在。但2023年3月10日，大同市平城区检察院作出不批捕决定，认为汪杰伤情来源不清，现有证据无法排除其他可能性。在事发两年后，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中。停车冲突后，汪杰身体上的淤青停车纠纷引发肢体冲突汪杰没想到，一件停车的“小事”，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如此大的影响。2021年10月16日中午12点半，汪杰将自己的车停到了位于大同市平城区某小区地库的一个车位上。汪杰回忆，当时车位上没有悬挂私家车位的标识，为了方便，他将车暂时停在那里，而没有停到自己的车位上。近1个小时后，一位自称车位主人的康先生打来电话，要求他挪车。汪杰认为，只要道了歉、挪了车，问题就解决了，“我自己有车位，当时只是为了方便停一下，也不是一直占着。”但在他道歉后，对方的态度并不好，二人还在电话里发生了口角。母亲担心他，决定一起进入地库挪车。地库监控记录了之后的情况，当天14时04分，汪杰进入监控区域，1分钟后，康某某和妻子向汪杰及母亲处走去，随后四人聚在一起发生肢体冲突。视频显示，康某某与汪杰发生了肢体冲突，汪杰母亲阻拦中摔倒在地。随后几人进入监控死角。约1分钟后，14时06分汪杰从监控死角出来，手捂头部，走路摇晃，随后背靠一辆车坐下。汪杰告诉记者，为了保证安全，在14时03分进入地库后，他打开了手机录音进行记录。录音显示，二人先争论了谁先骂人，随后汪杰多次质问“你干啥呀”，并向母亲提出帮忙拍照记录。汪杰称，此时康某某已经开始对自己动手，“他走上来动手推打我，我母亲用手拦着他，我走向另一边，他还在推打……我说要报警，他一拳头打掉我的手机。随后冲上来左右手挥拳打在我头部，一直打我头部，我被打得后退到监控盲区。”录音显示，康某某妻子要求汪杰将车开走，“你开走了不就完了吗？”，但汪杰称，“那哪行啊，你打了我，必须经公（指报警，走法律途径）了。”在一段汪杰录制的视频中，康某某自称被指甲挖伤，一边展示肩部一边询问汪杰“你看我这肿了没有？”录音显示，汪杰同样展示了自己的肩部和头部，并询问康某某“你看看我这里肿了吗？”康某某回应称，“肿了，我给你看病，你先把车给我挪开。”随后汪杰选择报警。一段警方到达后的视频显示，警察先询问双方“怎么打起来的”，随后询问是否需要去医院，双方均表示需要。对于当时的情况，记者电话联系康某某，但对方并未回复。汪杰住院后，康某某家人将5万元现金送到医院，以求和解，汪杰拒绝了对方并报警当事人送5万现金求和解此后，汪杰进入地库监控室查看录像，“当时差不多14时50分左右，我查看现场监控，并向物业人员调取14点前地库入口及沿途录像，我感觉对方应该是醉酒状态，想查看对方的车是谁开回来的。”据汪杰称，这之后他送母亲回家取U盘，在监控室拷贝了两人争执时的监控录像。16日下午5时左右，汪杰同母亲、妹妹，自行开车到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治疗。病历显示，汪杰左侧颞骨、蝶骨骨折，左侧颞部硬膜外水肿，左锁骨骨折，右侧第3-4前肋骨骨折。汪杰告诉记者，入院两天后，在自己未告知对方病房号的情况下，康某某的家属来到病房道歉并寻求和解。期间，康某某本人也多次来到病房并打电话给汪杰。据汪杰提供的信息显示，康某某曾在短信中提到，当时车位被占比较冲动，不够冷静，事后也比较后悔。短信中，康某某表示“我一直在和你沟通，找朋友也是想积极的补偿你去解决问题，我想一方面把你的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及其他费用明面上补偿给你，私下里，我再把你的要求补偿给你，让你满意，咱俩之间交流或让朋友转达都行。”“明面上的事合情合理合法的去处理，包括你后续养伤直到伤痊愈的各项费全算在内……事出偶然不冷静，过了这么长时间我也很自责，你伤比我重你是受害人，我满足你的补偿，你受益我受害，活该……”汪杰称，2021年10月19日早上，康某某家人进入病房并留下一个红色袋子，他们报了警，并拍摄了视频。当天的视频显示，保安从汪杰病床的床头柜子中取出一个红色袋子，里面有5万元现金。“不一会，对方就过来拿走了钱。”汪杰说。2021年10月24日，康某某来到汪杰病房，试图与汪杰和解，康某某在录音中提到，“你身上这些伤，不管咋地，它都是我造成的。这个我得认账呢，没有必要推卸责任。”汪杰称，对于康某某及家属的调解请求，他都拒绝了，还是希望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医院出具的关于汪杰入院原因的补充说明影响鉴定的入院原因案件调查进展并不顺利。2021年11月5日出院后，汪杰来到负责案件的派出所做笔录，并再次表示了拒绝接受调解，希望尽快做伤情鉴定，但伤情鉴定卡在了病历上。记者发现，汪杰的就诊原因，病历材料中几次出现如“摔伤”、“车辆事故”等记录。汪杰事发当日的急诊科就诊病历显示，“患者入院五小时前，不慎摔倒伴头晕、头痛，左侧肩部疼痛”；汪杰的住院病案显示，其损伤原因为“车辆事故中的人员损伤”；其在该院骨科的入院记录显示，病史为“骑电动车不慎摔伤，致左肩肿痛……”汪杰对此解释称，进入医院后，医生说被人打伤不能住院，摔伤可以住院。“因我当时受伤很重，无奈说是因外伤就诊。”针对这一情况，记者联系了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工作人员表示负责领导对此不知情，无法回应。汪杰表示，他选定的一家鉴定机构以入院原因是“骑电动车不慎摔伤”为由，拒绝为他做鉴定。汪杰称，自己没有电动车、案发当年大同市也没有共享电动车，他平常上班都是开车或坐公交。“案发前我几乎每天都开车,

句容二手房骗局：资金托管也没能保住151万房款

记者/颜星悦

实习记者/何欣欣编辑/刘汨爆炸地建筑成为一片废墟

记者/纪佳文编辑/刘汨周丰才等人办理过户的不动产登记中心2019年8月，周丰才卖出了在江苏省句容市那套274平米的房子，几个月后，他发现这场交易是精心策划的骗局，至今他也没收到151万元的尾款。与深一度曾报道过的多起二手房骗局类似，这起案件中的“买家”在与周丰才完成过户后，利用交易流程上的漏洞，没有如约申请按揭贷款，而是将房子抵押获利。深一度在采访中还发现，这起案件涉及的多个机构，在沟通衔接上存在明显缺失。买卖双方同时领取产权证和房款的流程没能得到落实，而将产权证交给“买家”的不动产登记中心，甚至不知道这笔交易处在资金托管协议的保护中。在多名行骗者被刑拘后，周丰才仍看不到拿回151万元尾款的希望。他将负责此次交易资金安全的房屋置换中心告上了法庭。周丰才办理资金托管后收到的解款凭证拿不到的151万卖房款2019年8月，因为新房装修需要资金，周丰才打算出售句容市碧桂园一套274平米的房屋。自称某房产中介工作人员的朱士垚联系到他，称有人想买这套房子，想见面谈谈价格。与买家李志刚见面后，朱士垚介绍，“李老板”是在新西兰做奶粉贸易的，想在句容买个房子做办公室，两年后再卖掉，对房子的格局、装修并不太在意。几番谈判下来，房子以216万的价格成交，首付65万，剩下151万以按揭贷款形式支付，并进行资金托管。周丰才觉得，对方还算爽快，“有一个老板的风范，不是太磨磨唧唧的。”交易前，因为担心有风险，周丰才找熟悉的中介朋友了解过资金托管服务。在二手房交易中，为了保证资金安全，买卖双方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对交易资金进行存放和划转。周丰才得知，句容市房地产管理处的房屋置换中心可以提供这项服务，且房屋置换中心和办理过户手续的不动产登记中心在同一楼层。当年8月27日，双方约好一起到不动产登记中心签合同、办手续。当天一起来的，还有李志刚的哥哥、朱士垚和另一位女士。交首付款时，李志刚提出自己名下已经有四套房，要交的税比较多，想把房子过到哥哥李志友的名下。周丰才觉得，金额不变，交易方式也没变，过到谁名下没什么影响，便同意了对方的提议。签房屋买卖合同和过户都是在不动产登记中心完成的，根据合同内容，双方约定由二手房交易监管机构对交易资金进行监督，结清尾款当天交房，受让人是李志友。合同一式四份，除了买卖双方，不动产登记中心和房产交易管理部门各留一份。办完过户手续，几人又一起到旁边窗口办理资金托管。买卖双方和房屋置换中心签订了《二手房交易资金托管协议》，周丰才把相关材料交给房屋置换中心后，工作人员向他出具了解款凭证，这是之后领取托管房款的凭据。根据协议内容，完成交易需要经过以下流程：房屋置换中心收到“句容市房屋权属登记收件收据（下称收件单）”后，会在收件单领证日期5个工作日内通知买卖双方，买家来领取房屋他项权证并交到银行办理贷款。在银行放款到资金托管账户后，买卖双方同时到房屋置换中心，卖家领取托管房款，买家拿新的产权证。工作人员告诉周丰才，整个流程大概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记者从句容市一名中介处了解到，按照当时的资金托管流程，收件单一式两份，一份留给不动产登记中心，另一份由买家领取。但为了规避交易风险，一般由中介将收件单交至房屋置换中心。另一名中介称，网签合同签完后，房屋信息在网上都可以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和房屋置换中心的信息应该是互通的。几个月过去，一直没有收到消息的周丰才打电话给朱士垚问进展，对方总是说“我帮你催”。他开始有了怀疑，求证后发现，朱士垚并不是房产中介。他又赶去房屋置换中心，工作人员很诧异地说：“啊？你还没收到钱吗？”随后，朋友帮他查到，李志友在2019年9月就取得了产权证，随后将房子以经营性贷款的名义抵押给了另一家银行。让周丰才疑惑的是，明明签了资金托管协议，如果买家没有向约定银行申请按揭贷款，怎么能领到产权证呢？2020年5月，周丰才起诉了房屋置换中心。法院发现，李志友在与周丰才进行房产交易前的一段时间内，还购买了句容碧桂园凤凰城小区内的另外两套房产，且都与卖家和房屋置换中心三方签订了资金托管协议。但房子过户后，李志友都没有向协议约定的银行申请贷款，而是私自将房屋抵押，且没有向卖家支付尾款。法院认为，李志友等人的行为涉嫌资金诈骗犯罪，应当等待刑事程序终结后再恢复审理，驳回了周丰才的起诉，并将案件移送至公安机关处理。周丰才这才明白过来，这次交易从头至尾都是一场骗局。让行骗者拿到产权证的收件单谁该为骗局负责2021年3月到6月间，因涉嫌犯合同诈骗罪，朱士垚、李志刚、李志友等人先后被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刑事拘留，后被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在案材料显示，李志刚、朱士垚等人从2018年3月起，利用相似的套路骗取了26套房子。几人与被害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支付首付款，将房屋骗过户后，没有向协议约定的银行申请贷款，而是悄悄抵押套现，且未支付尾款。包括周丰才的房子在内，其中三套都签署了资金托管协议。2022年12月，李志刚、朱士垚因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6个月，李志友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查封在案的房屋作为赃物依法处置，不足部分责令被告人在各自的犯罪数额内继续退赔，二审维持原判。这样的骗局并不新鲜，过去几年里，国内多个城市发生过类似的二手房交易骗局，深一度先后报道过重庆、丽水、厦门等地的二手房诈骗案例，骗子们的套路大同小异，都是通过钻交易流程的漏洞，达到先过户的目的，然后将房产抵押套现，而受害业主“房钱两空”。回顾交易的过程，周丰才认为，多方约定的资金托管协议没能得到落实，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李志友拿到了产权证，“（不管）李志友有没有罪，不能免除房屋置换中心的违约责任”。2023年7月，周丰才和房屋置换中心的合同纠纷被立案。此时，他的房子已经被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拍卖，款项都归予了李志刚抵押房子的银行，他要求房屋置换中心赔偿损失。同年11月，该案在句容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在多方的陈述中，这次房产交易与此前约定的流程大相径庭。被告房屋置换中心辩称，其履约的前提条件是指定银行账户收到房款，且收到“句容市房屋权属登记收件收据”，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收到收件单，托管账户也没有收到贷款，无法正常履约，原告周丰才的损失是李志友等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的，房屋置换中心不应该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房屋置换中心还称，产权证不是其交给李志友的，而是李志友经周丰才许可，从不动产登记中心处取得的。第三人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承认，产权证是李志友过户后凭收件单在不动产登记中心发证窗口领取的。2019年8月28日，即过户的后一天，李志友在不动产登记中心领取了收件单。收件单显示，领证人（买家）可于二手房买卖转移登记三个工作日后带身份证和收件单到发证窗口领取权属证书。这份收件单，在开庭时被作为证据出示。周丰才认为，拿到收件单是李志友脱离资金监管的根本原因，买家可以凭借它独自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处领取产权证。房屋买卖合同上写明了交易经资金托管完成，但涉及的两个部门在工作中没有顺利衔接，房屋置换中心没有提醒不动产登记中心不能直接将产权证交给李志友。办理不动产过户登记时，他和李志友都在场，但他并不知道对方会拿到收件单。但不动产登记中心的代理人称，不知道原告和被告签署过资金托管协议，其将收件单交给李志友符合法律规定。另外，不动产登记办理过程中需要双方同时到场，因此原告对于收件单会交给李志友一事应该知情。法院认为，被告正常履约的前提是李志友全额托管房款（含贷款）划入被告指定银行账号，且被告收到收件单。经查明，李志友未向协议约定的银行申请商业贷款，之后也没有把私自抵押的150万元贷款汇入托管账户。在此情况下，被告实际上无法按约履行合同义务。原告称被告将房屋产权证交付李志友，因未提交证据证实，不予采纳，驳回了周丰才的诉讼请求。目前，周丰才已提起了上诉。另一名遭遇李志友团伙诈骗的受害业主告诉深一度，他同样起诉了房屋置换中心，法院判决也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补上二手房交易的漏洞记者发现，在骗局发生之后，当地的二手房交易流程有了一些调整。2021年10月，句容市住建局联合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句容市支行印发了《句容市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办法》，委托市房产业发展服务中心负责交易资金监管工作。和之前的托管流程不同，如果买家贷款购房，需要等贷款资金转到指定银行的资金监管专用账户后，再办理过户和抵押登记。除此之外，交易资金监管平台要实现银行、房屋交易、不动产登记等部门的信息共享。记者从句容市多名中介人员处了解到，现在，二手房交易流程又有了新变化，增加了“银行预审”环节，买卖双方谈好价格、交付定金，一起到银行申请贷款，银行审核通过后，卖家收到首付款，将房子过户给买家，银行放款到卖家账户，甚至不需要资金托管，也能保证交易安全。“其中，预审是最重要的环节”，该中介人员透露，现在银行通过贷款申请后，如果想取消申请，需要买卖双方共同签字确认，这样就避免了过完户卖家收不到贷款的情况。之前没有预审环节的时候，需要中介来帮助规避风险，比如代为保管产权证，如果中介不尽职，很容易出现问题。这也是以往同类型案例中，骗局成功的关键。比如，深一度曾报道过的重庆市二手房诈骗案中，买卖双方到银行申请贷款，银行通过审批后，买家私自取消了贷款申请，导致过户后卖家收不到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地方共同的办法是，将“银行通过贷款审批”提到过户前，且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有买卖双方的参与。2022年1月，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出台《关于优化存量房转移预告和抵押预告登记工作的通知》，自1月12日起，存量房转移预告登记和抵押预告登记可以在网上并案完成，而撤销则需要通知买卖双方，这意味着按揭贷款申请通过后，在没有获得买卖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即使是银行也无法撤销贷款申请。在北京，二手房交易也是在银行发放批贷函后，再办理过户。一名中介称，在这种模式下，“卖家收到钱与买家收到房产证，可以在一天内完成。”和许多同类案件受害业主面临的索赔困境一样，周丰才在失去自己的房子后，至今没能收到151万元尾款。卖房时，他想着几个月内就能收到房款，就对新房开始了装修，结果后来欠下了装修方的钱，装修进程也一度停滞。2020年春节前后，装修工人到家里要钱，“闹得我们不敢回家”。4月11日，他和房产置换中心的案子将在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周丰才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如果…你可能就要失去我了微信又双叒叕改版了，如果不标星，你可能就会错过我们的推送。星标只需要：①打开北青深一度公众号主页，点击右上角“..."②在弹出的界面，选择“设为星标”。我们期待与你在每篇推文中相见！南京火灾15人遇难：停满电动车的架空层，存在隐患的采光井离婚冷静期第13天，她倒在丈夫刀下网约车司机想要慢下来

记者/梁婷

实习记者/黎桃菲

李佳蕙编辑/

记者/李佳楠

记者/纪佳文

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2014年警方对金都宾馆进行检查时发现宾馆内存在卖淫行为，原金都宾馆如今已经闲置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说，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当年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1年5月，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以容留卖淫罪判处许镇明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自认无罪，提出上诉。同年10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3年3月，66岁的许镇明拿到了等待近两年的“重一审”判决书。意外的是，他被改判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不仅被改判了更重的罪名，还加大了刑罚，他因此不服，再次上诉。这一次，检察院也提起了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榕城区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2023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决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刑期二年二个月。许镇明坚持自己无罪，就在他和家人计划继续申诉时，2024年1月9日，他得知，法院以量刑不当为由，启动了再审程序。在反复上诉中，许镇明等来了最差的结果，但他并不后悔最初选择上诉，他说，“争取自身应有的权益，我从来都认为是正当的”。许镇明如今年近七旬，身体状况并不好，需要长期住院养病时隔五年被羁押让广东汕头人许镇明陷入“组织卖淫案”的，是十多年前他在广东揭阳空港经济区地都镇投资经营的金都宾馆。2014年，当地警方在对金都宾馆进行检查时，发现了卖淫嫖娼活动，现场将负责日常经营的客房部经理郑某和财务人员樊某等人一同抓获。判决书显示，2014年10月中旬，金都宾馆开始接收、容留卖淫女，直到2014年11月25日被警方查获。2015年6月8日，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检察院对二人提起公诉。同年8月，郑某、樊某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分别被判刑五年、二年。在判决书中，樊某称，至被查处时，宾馆获利约两万元，钱都被老板许镇明拿走了。二人都供述，老板许镇明知晓宾馆内有小妹提供性服务。这也是许镇明后续被认定对宾馆卖淫知情的重要依据。许镇明在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则称，当年，他对于宾馆卖淫一事并不知情。这家宾馆只是他投资的项目之一，并没有实际经营管理。他主要经营着建材水泥贸易、鳗鱼养殖生意。许镇明说，在郑某和樊某二人出事时，他还主动去过派出所接宾馆的其他工作人员，当时，警方并没有让他进一步接受调查。许镇明的儿子许尔成告诉深一度记者，2019年4月4日，父亲被抓后，警方出具了一份在逃人员登记表，上面显示，父亲被以组织卖淫罪立案的时间是2015年6月8日，但时隔四年，2019年4月4日被抓当天才录入网逃人员名单。当地公安后来复函解释称，侦查民警当年（2015年）已经对许镇明办理了网上追逃，但被上级审核单位撤回。2019年，民警在审核单位案件材料时发现，并重新进行网上追逃。许尔成说，父亲被抓后，他们去翻找之前的案卷、卷宗，郑某和樊某的判决书里提到，父亲的情况是“另案处理”。但许镇明告诉深一度记者，在自己被抓捕前，没有人通知他被刑事立案了。四年间，他出行没有受到任何限制，照常坐飞机、高铁，在国内外做生意，家庭住址和手机号也从未更换。2020年1月3日，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诉讼期内，检察院认为在案证据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不充分，于当年11月，变更起诉罪名为容留卖淫罪。许镇明的辩护律师一直坚持无罪辩护。据一审判决书显示，辩护人认为，对于许镇明是否知情，其他同案人员的供述自相矛盾也没有合理解释，所以该案已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许镇明对卖淫活动知情。经过四次庭审，榕城区法院认为，同案人员郑某和樊某的供述都提到许镇明对金都宾馆存在卖淫一事是知情的，仅是细节方面存在不一致，符合人体记忆的客观规律。许镇明作为金都宾馆的实际控制人，对宾馆存在卖淫活动知情，且没有制止，该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最终判决许镇明犯容留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2021年5月收到一审判决后，许镇明提出上诉。2021年6月3日，被羁押两年两个月后，他被取保候审。同年10月26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一审部分事实不清，撤销了一审判决，发回榕城区人民法院重审。许镇明一度以为，会等来心目中公正的判决。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上诉被加刑“重一审”两次开庭后，2023年3月，榕城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许镇明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为五年六个月。看到改判结果，许镇明“很意外”，他研究了法律条文，“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但自己却被变更了罪名、加重了刑罚。他认为，法院作为最懂法的机关却做出了违法的判决，于是再一次上诉。同时，榕城区检察院也提出了抗诉。检察院认为，法院在此案发回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我国在1979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中确立了“上诉不加刑”的原则，最初的规定是“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北京大学法学院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记者，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法院对于“上诉不加刑”的原则遵守的并不好，“如果法院觉得被告人应该判重一点儿，在实践中，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加刑，一种比较常用的方式是，二审法院不直接加，选择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后，让一审法院来加”。陈永生说，2012年，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时，加强了对发回重审案件“上诉不加刑”的规定，明确了，“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刑罚”。后续的《刑事诉讼法解释》将“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调整为：“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且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他说，“所以在法律层面，规定是很明确的，除（前述）特殊情况外，绝对不可以加刑”。北京市中闻（西安）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谭敏涛认为，立法规定“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目的，在于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防止被告担心上诉加重刑罚而酿成冤假错案。他认为，法院这种行为公然违反了“上诉不加刑”原则，违背了法院的中立角色，行使的是检察院的权力，这种角色缺位会导致被告人的权益受损。2023年5月，关于许镇明组织卖淫一案二审开庭。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予以纠正。许镇明的二审代理律师，广东宋氏律师事务所的赖建东指出，无论是一审、重一审，还是后来的二审，认定许镇明对金都宾馆存在卖淫一事知情的最重要的证据是证人证言，但很多证言存在前后矛盾的情况。他认为，认定许镇明知情，不能只依赖有错漏的证人证言，至少应该有物证、账簿书证、银行流水等其他客观证据予以佐证。但在本案中，这些证据都没有。据二审判决书，法院认为，同案人郑某和樊某多次稳定供述许镇明对金都宾馆存在卖淫活动知情，其他几位证人也从不同侧面证实，足以证明许镇明主观上对存在卖淫活动是知情的。许镇明作为金都宾馆的老板、实际控制人，雇佣同案郑某、樊某经营客房部，对二人的经营行为负有监管责任，二人的经营成果也归属于雇主许镇明。最终判决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和他的家人无法接受的是，法院程序违法只需纠正，而他们在官司中消耗的时间，却在程序的反复中被无限拉长。几年间，许镇明一直生活在动荡中，他的身体状况恶化，查出了糖尿病二期，事业也几乎终结。十年前，他管理着建材水泥贸易、鳗鱼养殖基地。2019年突然被抓后，明面上的损失达到几千万元。对于法院被认定程序违法是否会有惩处的问题，陈永生指出，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和其他实体法的重要区别在于，其他实体法都有相应的处罚机制，但《刑事诉讼法》的大部分条款没有制裁机制。以本案为例，即便认定“重一审”法院违反了“上诉不加刑”原则，二审法院把错误的量刑撤掉即可。陈永生认为，在司法系统内部，可以考虑把违反程序作为内部绩效考核的指标之一，以约束法官的行为。“至少如果是被上级法院认定的程序违法，年度考核应该扣分，不能只考核实质问题，也要考核程序问题”。原创视频：许镇明认为上诉加刑是不公平的法院发起再审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就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就继续申诉。2024年1月3日，许镇明突然接到揭阳市中院的电话，要求他去签署一份文件。由于对方没有明确是什么文件类型，他有点担心，就没有去。1月10日，当地公安局打来电话，说父亲涉嫌组织卖淫的案子被立案再审。“法院启动再审程序从中国法律层面来看没有问题，但从刑诉法理来说，是值得讨论的。”陈永生对深一度记者解释，刑诉法理将再审分为两种，对被告人不利的，和对被告人有利的。而我国现行法律的再审并没有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还是对被告人不利的。“这就导致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启动困难，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容易启动”。陈永生说，其实理论界一直在呼吁，再审的条件应该更严格，区分对被告人有利还是不利的再审，但一直没有被采纳。许尔成表示，他们了解到，揭阳中院认为同案的郑某和樊某作为员工被判五年和二年，但作为老板的许镇明却仅被判两年二个月，基于量刑明显不当，于是发起再审。许尔成了解到，再审将不再受“上诉不加刑”的限制。许尔成说，法院一直以来给他的感觉就是，“要给父亲更重的刑罚，否则也不会发回重审加刑，二审判决之后又再审”。据许尔成说，目前对父亲许镇明的三份判决书，判决的事实依据几乎一样，只是判决结果不一样。谭敏涛认为，如果按照再审程序来纠正此案，当事人可能会被重判。他说，无论是原审还是再审，都应当以事实错误和证据不充分为理由，而不是以刑罚畸轻为理由，在没有任何新的案件事实基础上，哪怕人民法院启动了再审程序，也应当以纠正事实错误和证据不充分为前提，而不能仅仅为了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就使用再审程序。【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如果…你可能就要失去我了微信又双叒叕改版了，如果不标星，你可能就会错过我们的推送。星标只需要：①打开北青深一度公众号主页，点击右上角“..."②在弹出的界面，选择“设为星标”。我们期待与你在每篇推文中相见！多名学生在新余火灾中遇难：培训教室由塑料板隔断，少有窗户逃生云南镇雄滑坡搜救进展：持续降雪增加难度，落石有三四层楼高献血、考证、做公益：卷“积分入学”的外来人口

刘珺菲编辑/

实习记者/苏磊

记者/纪佳文编辑/计巍鄂伦春族的生活（图/李京阳）1月8日，九零后鄂伦春族男孩杜金和一个红色衣服小女孩一起，将一顶狍角帽送到了中国（哈尔滨）森林博物馆。帽子被放在展台上后，杜金带着不舍看了它最后一眼。这顶承载着杜金儿时记忆的狍角帽是用狍头制成的，随着他从内蒙古呼伦贝尔鄂伦春自治旗出发，跨越六百多公里的路程，到达哈尔滨。在博物馆内，它成为游客们了解鄂伦春族的一个载体。借着东北旅游的热度，杜金和族人们来到哈尔滨等城市，通过抖音直播宣传自己的家乡文化。一到哈尔滨，他们就收获了无数的关注，网友们笑称，“鄂伦春出山，赫哲族上岸，见到了以前只能在传说中听到的民族”。狍角帽被送到了博物馆“出山”“你是传说中的‘鄂伦春’吗？”到达哈尔滨后的第一个早晨，杜金去体验了红专街早市。买肉夹馍的时候，一个大姐闯进了镜头中，语气中满是惊喜。这是九零后鄂伦春族男孩杜金离开家乡大杨树镇后的第一站。这个冬天，哈尔滨成为国内最热门的旅游城市之一，杜金打算去“蹭一蹭”这波儿流量，让“传说中的鄂伦春”在人们心中不再神秘。1月4日，他身着一身民族传统服饰：土黄色的狍皮衣，脚穿狍腿靴，戴着狍角帽，坐上了前往哈尔滨的高铁。这样的“盛装”，他以往只有在节日时才会穿上。衣服和帽子都是家族的长辈们传下来的，这些物件和他的年龄差不多大，有二十多年的历史。杜金介绍，在狩猎时期，狍子是鄂伦春族重要的生活资源，族人们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它。一件手工制作的狍皮衣，要经过晾皮、煮皮、制作狍筋线和缝制几个步骤，至少要耗费一个月的时间。狍角帽是用狍头做成的，具有隐蔽性、伪装性，狍子看到后会感到好奇，这时猎人用鹿哨吸引狍子过来，进行捕猎。1996年，鄂伦春族全面禁猎后，以狍子为原材料制成的服饰越来越稀缺，加上狍皮制品不易保存，并不是每个鄂伦春人都还拥有这样的传统服饰。“为了保护好它，我们参加盛大的节日时候才会穿”，杜金说。九个多小时的车程，陪伴着他的，还有儿时戴的一顶小狍角帽。成年后，他换上了另一顶大的狍角帽，但一直珍藏着这顶小帽子，想着以后有了宝宝，把帽子留给他（或她）。但这次，面对镜头，他许下承诺：要把帽子送给一个“有缘人”，谁能够接歌，唱出《鄂伦春小调》，就可以得到这顶珍贵的帽子。用杜金的话说，哈尔滨的热情是“盖不住的”，不管是走在街上，还是搭乘出租车，他都接收到了很多善意。有人注意到他的嘴唇干裂结痂，送来红霉素软膏让他涂在嘴角；有人发出邀约：“你欠我一顿饭，我请你！”一个大哥怕他冷，往他手里塞了一杯热的姜糖可乐。1月7日，到了“兑现承诺”的时候。他站在中央大街上，被热情的人群围住，正在想到底送给谁时，一个红色衣服，戴着流苏帽的小女孩引起了杜金的注意，“她喊得特别卖力”。“你可以再唱一遍那首歌吗？”杜金问。稚嫩的声音唱起：“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当小女孩完整地唱出来时，杜金知道，这顶帽子不再属于自己了，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到了要送出的时候，他还是有点想哭，那顶帽子陪伴了自己很多年，承载着童年的回忆，“如果现场没有这么多人，我早就哭出来了。”但想到歌词里“勇敢的鄂伦春”，他又告诉自己，不能因为这种事掉眼泪，“挺丢人的”。强忍着难过，杜金把帽子放到小女孩的手中。“我会好好保护它的”，小女孩说，“但是我想把它送到博物馆”。这个回答是杜金没有想到的，憋回去的眼泪重新聚到眼眶里，他俯下身，轻轻拥抱小女孩，偷偷抹了把眼泪。第二天下午，杜金拉着小女孩的手，走进了中国（哈尔滨）森林博物馆。帽子被放到展位上后，他站在一旁最后看了几眼。“它到了博物馆，可能会得到更多人的保护和喜爱，我也会记住这个红色衣服的小女孩。”帽子被送到森林博物馆后，很多游客专程去打卡，为了看它一眼。“被大家了解和喜欢，是一件很珍贵的事情”，杜金说，他不知道如何去回馈这份热情，只好用鄂伦春族最具代表性、最珍贵的狍角帽向大家表达谢意。有网友喊话，让义乌速速生产狍角帽。杜金说，如果真的能做出来，也是件好事，“又环保，又能保护小动物。旅途中的杜金传说中的鄂伦春杜金到达哈尔滨后，家族里的长辈们也身着盛装出现在中央大街，接受着路人们好奇的“打量”。关于鄂伦春等少数民族的话题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网友们笑称，鄂伦春出山，赫哲族上岸，见到了以前只能在传说中听到的民族。很多人也发出了疑问：“鄂伦春人还在山上住吗？”“他们现在还能狩猎吗？”“鄂伦春族有多少人？”面对镜头，杜金多次唱起那首《鄂伦春小调》，选择这首歌，不仅因为这是很多游客都熟悉，更因为他觉得，这首歌能最快、最直白地让大家了解自己的民族。鄂伦春族是东北部地区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鄂伦春族的人口为9168人，主要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和黑龙江省北部。在他们的语言里，“鄂伦春”的意思是“山岭上的人”。在很多人印象中，鄂伦春是一个神秘的民族，居住在森林里，过着原始的狩猎生活，像歌里唱的那样：一呀一匹烈马一呀一杆枪，獐狍野鹿漫山遍野打呀打不尽……1951年，鄂伦春自治旗成立，1953年，鄂伦春人告别了世代生活的森林，下山生活。杜金说，即使选择了下山，族人们还是保留着一些传统的生活方式，饮食还是以牛羊肉为主，大家最喜欢抓着肉蘸盐水吃，“越原汁原味越好。”一些老人们还是会经常到山林里转悠，怀念以往的森林生活。但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一辈选择离开家乡，到外地读书、工作。森林里留着族人们以前建造的“仙人柱”，这是一种用桦树建成的圆锥形房子，内部面积大约十几平方米，冬天，“仙人柱”外面会被披上一层狍皮用来保暖。现在，游客们到鄂伦春，也可以到里面体验原始的居住生活。6月18日是鄂伦春民族的篝火节，这一天，大家会点燃篝火，手拉手跳起民族舞蹈庆祝，杜金向网友们发出了邀请，请大家在篝火节到鄂伦春游玩。鄂伦春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传统的文化只能通过老人们口口相传。摄影师李京阳用影像记录过50个鄂伦春老匠人的故事，这些年里，有的老人离世，一些传统的民族记忆无人传承。赞达仁，这种在原始山林生活中产生的即兴歌唱文化，面临着失传的危机，如今，能够即兴演唱赞达仁的鄂伦春族老人，不超过十个。还有狍皮制作技艺、桦树皮制作技艺等，都濒临失传。这正是杜金选择“出山”的原因，希望通过自己的宣传，让越来越多其他民族的同胞知道鄂伦春的历史文化。有人在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本五十六个民族的插图中，发现了身穿狍皮衣、戴着狍角帽的鄂伦春族小男孩，大家把插图发在评论区，问“这是你们吗？”杜金有点惊讶，“这个小男孩，真的和我有点像。”杜金在旅途中收到的小礼物让神秘“慢慢褪去”二十多天里，杜金的抖音账号“虎论贝尔”收获了三百多万粉丝，他的主页写着：随机抽取全国兄弟姐妹，前往鄂伦春做客，（也）愿走遍每一个好朋友的家乡。各地的网友亲切地叫他“小虎”，在他的视频评论区向他发出邀请：“不来潍坊看看嘛”“小虎，来天津不”。大家的热情让他“受宠若惊”，他没有想到，关于鄂伦春的视频会突然爆火。行程安排得也越来越紧凑，哈尔滨之后，身着传统服饰的杜金又出现在了延吉、济南、临清、青岛和沈阳。点开他的抖音主页，在游玩的同时，他不忘在视频中和大家讲解本民族的文化知识，以及在各地学习到的新东西，网友们可以追随着他的脚步，领略各地的风景美食和文化习俗，看到他体验做山东大馒头，大家也迫不及待晒出了自己的家乡特色：冀州焖饼、阜阳枕头馍、新疆羊肉串。这趟旅程，他经历了很多个第一次：第一次学山东话，第一次体验舞狮、糖画、第一次看到大海，第一次喂海鸥……每到一个城市，他都通过视频和网友们分享着自己的所见所闻。评论区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们晒出了自己和杜金的合照，照片里他总是笑得很开心，大家夸他“你的眼睛好亮”。在中央大街，他随机邀请了几位游客，互相到对方的家乡体验。他带着外地的朋友，到鄂伦春体验了民族传统的拉棍儿、摔跤等活动，又带领大家到民族博物馆了解鄂伦春语，通过他的抖音视频，鄂伦春族的神秘面纱被一点点揭开，大家看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保留下来的传统文化，很多网友表示，今年一定要去一趟鄂伦春。在朝鲜族女孩的家乡延吉，杜金穿上了朝鲜族的传统服饰。他说，在哈尔滨，他不仅感受到了本地人的热情，还收获了全国各地朋友送来的温暖，希望通过交换的形式，让更多人了解鄂伦春的同时，也了解不同民族的文化。在延吉，他也遇到一些熟面孔，有游客兴奋地告诉他，“刚在中央大街见过，现在又见了！”每天，杜金都会在主页更新自己下一站的行程，和网友们预告当天的直播内容，到达沈阳，他先去维修衣服，取哥哥的帽子，还不忘和大家解释“为了保护帽子，不能一直戴一顶帽子。”热情的粉丝们追随着他的脚步，希望能和他偶遇。在济南，一个大哥在家刷到他的视频，赶紧起床跑到视频中的地点；还有学生从学校附近骑摩托车赶到，为他拍下一张拍立得照片。他发现，狍角帽和小女孩的故事，已经被很多人知道。1月18日晚上，济南的夜市里人来人往，不断有人来找他合照，他礼貌配合着，每次结束时都会鞠上一躬，和对方说，“谢谢你，有机会欢迎你来鄂伦春”。一个路过的大姐看到他，激动得几乎要流出眼泪：“追了好几个城市，没想到在家门口遇到你了！”大姐说，从他去到哈尔滨，就一直盼着能和他见面，之前，她旅游去到了好几个城市，却总是晚一步，这下终于如愿了。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杜金不敢放慢自己的节奏。最多的时候，他一天要直播三场。白天，是乘坐高铁、拍摄视频，晚上直播结束后，还要挤出时间剪辑素材，或是接受媒体的采访。杜金说，由于行程太满，他一天只能睡三个小时。1月23日晚上，杜金再次坐在手机镜头前，打开直播，和网友们聊着天。这是他直播的第二十天，结束这场直播后，他还要和同伴去赶凌晨的飞机。他和连线的主播介绍着自己：我是鄂伦春族，是宣传家乡文化的主播。对方提出PK，他略带尴尬的说自己不会，为了表达歉意，他再次唱起了那首《鄂伦春小调》。“连轴转”的旅途让他看起来有些疲惫，嘴唇因为干燥开裂起皮。网友们在评论区表达着对他的关心：“小虎多喝水”“是不是没时间休息呀”……对于杜金来说，这趟旅途虽然累，但“充分感受到了各族群众的热情和对鄂伦春族传统文化的喜爱。”他希望，借这个契机和平台继续宣传家乡文化，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关注，鄂伦春的这份神秘能够慢慢褪去，“一提到鄂伦春族，大家就知道相关的文化和历史。”【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如果…你可能就要失去我了微信又双叒叕改版了，如果不标星，你可能就会错过我们的推送。星标只需要：①打开北青深一度公众号主页，点击右上角“..."②在弹出的界面，选择“设为星标”。我们期待与你在每篇推文中相见！205元，一个普通人的隐私被“开盒”一个选择“拉胯”的书店老板潜在致毒与安全隐患：化学实验室中“隐秘的角落”

实习记者/王思思

记者/李晶晶编辑/杨宝璐竖屏镜头中的演员就在这一两年间，横店变“竖店”，成了影视圈中最瞩目的风向。在“竖店”，平均每周有近百个短剧剧组开工。人少、经费紧，随便把相机的横屏往竖屏一扭，拍摄就开始了。很多短剧制作团队常常一周就拍完了一部剧，而与之匹配的，则是剧组间频繁流传着某剧组数小时充值千万的神话。然而随着监管的持续加码、政策的不断趋严，风向正在悄悄改变，抖音等平台提出的更高要求，也在加速倒逼着草莽的短剧江湖重新洗牌。随着专业制作团队的下场，在野蛮生长道路上一路狂飙的短剧市场，也开始追求更优秀的内容和更精良的审美。抖音推出的微短剧片单从一个好故事开始昏暗高大的刑讯室里，一名男子手戴黑色手套，拳头高举，拳拳到肉的钝重闷响、鼓点密集的音乐将紧张悬疑的气氛推向高潮。“真正的恐惧，不是来自暴力，而是源自无知与不确定。”念白响起，悬念在交替时空的叙述中铺开。“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我是唯一的幸存者。”一位老年男性的清瘦面庞一闪而过——他是谁？谁是“秋蝉”？为什么只有他活了下来？微短剧《隐蔽的世界之秋蝉》第一集的内容就吊足了观众的胃口。这是国内首部年代谍战微短剧，根据同名小说改编。这个故事是登峰国际CEO、监制刘开珞在2022年“挖”出来的，在和相熟的小说作者赖继共同乘坐出租车时，他无意间了解到了这个根据隐蔽战线英雄人物原型而创作的动人故事。刘开珞提起这个故事忍不住动容：“我们平常玩狼人杀游戏，‘跳匪’只是一种策略，而在那个年代，每一次的暴露都意味生命的代价。作为后辈，我们希望能通过讲好故事，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铭记。”曾任合一影业总裁的刘开珞，出品过包括《流浪地球》系列、《我和我的父辈》《长津湖》等优秀电影，在深耕大制作的同时，他也注意到了微短剧这片逐渐升温的水域，微短剧的流行风潮从2022年一直持续升温，行业数据预测，2023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约200亿-300亿元，约占电影市场的40%，谍战短剧的领域还鲜有人尝试，刘开珞想起了那部小说，多重反转的情节设定正适合这一新的产品形态。他找到对这个故事同样感兴趣的导演王岩，大家一拍即合，计划改编做一部短剧。在项目筹备过程中，刘开珞受邀参加了一场抖音举办的微短剧分享会，在会上看到了诸如《二十九》等制作优良、传播广的竖屏微短剧，他意识到，相较于传统的横屏产品，竖屏微短剧或许是更值得挖掘和探索的新颖形态。于是，他决定将项目做成一个竖屏短剧。王岩是北京电影学院学摄影出身，曾凭借《我不是王毛》获得第九届华语青年影像论坛年度新锐摄影奖，对影像的要求极为严苛，也执导过多部剧集。在决定改竖屏时，刘开珞还有些担心，劝服导演接受“竖屏”会有困难，没想到王岩欣然应允——“无论是横屏竖屏，都只是表现形式，形式没有好坏之分，但内容有。”其实在接触《隐蔽的世界之秋蝉》之前，王岩也了解过微短剧，他坦言，自己对一些刺挠“爽点”和无脑逆袭的故事并不感冒，但《隐蔽的世界之秋蝉》中主角的隐忍和故事的热血让他动容，“不同于正面战场厮杀的热血沸腾，平静生活下的暗流涌动、不到最后不知道谁生谁死的故事，更加悬念迭起，我觉得竖屏市场应该有这样的剧集。”为了让影片更有真实感，王岩和创作人员还专门查阅了历史资料，并拜访了相关历史事件的研究人员。“不能不做调查，得了解清楚才能不露怯。”研究人员给了主创人员很多启示，现在很多谍战剧一上来就暴露身份的呈现手法并不符合实际。创作团队也根据这个建议，调整了故事的叙述方式，第一集4分多钟，满满的全是冲突情节，把观众代入迷局中，这种抽丝剥茧的“剧本杀”拍摄手法也让观众更有解谜的参与感。演员在拍摄中至于吗，一部短剧要一百多人拍2023年5月初，《隐蔽的世界之秋蝉》剧组来到了具有“中国好莱坞”之称的横店。当这支一百多人的专业制作团队浩浩荡荡出现在横店的“广州街”“民国街”街头时，引得不少其他制作团队侧目——“至于吗，一个短剧居然要一百多人拍。”王岩保留着传统影视人对画面美感的“洁癖”。简单粗暴地将镜头竖过来直接拍摄，会引起画面畸变，人脸上下移动时，画面边缘会有不同程度的拉扯和张裂变形。在尝试过不同的拍摄方法后，他摸索出一套既能符合竖屏拍摄要求，又能保证画面质量的方法——要求片场使用的设备仍旧是影视剧级别的爱莎摄像机，并在取景器中间画一个9：16的取景框，选取横屏最中间的那一小块进行裁剪成竖屏，这样镜头能从竖屏可能用到的12mm变成至少35mm焦段，更接近人肉眼看对方的观感，“最后用到的存储量可能是巨大的，但是实际用到的只有三分之一的素材。”剧组很多人都是王岩的“老伙计”，跟着他从胶片电影拍到电视剧，再拍到网剧，但对于竖屏拍摄这件事，大家却都是“门外汉”。因此，在拍摄现场，王岩不得不一次次纠正摄像大哥，“我说大哥，你拍谁呢？他说我拍演员呀，我说演员没在画面里，他说这不在画面里了吗？我说大哥咱们是竖着的，咱只要中间的‘芯儿’，您拍‘皮儿’有什么用呀！”王岩笑称。对于群演，他也有较高的要求，“有些人可能别的竖屏剧演多了，连扣子都不好好系，我就会提醒他们要认真对待。”主创团队曾经探讨过拍竖屏剧预算的压缩极限，但王岩根据自己的摄影专业经验意识到，竖屏并不意味着在场景上“能省就省”，相反，他认为竖屏拍摄，只是把横屏需要横向注意的场面性镜头给纵向拉伸了，对于画面丰富度的要求下降，但对于精准度的要求则更高，“比如一场舞会，横屏时我们可能拍一楼就行了，但拍竖屏则需要把楼层的上下都收拾出来，人物的站位也要用上下来表示关系。”预算紧，时间短，快节奏的横店容不得任何拖延，场景刚用完就又有剧组马上进来。刑讯室、舞会、街景......王岩在每天晚上都会画复杂场景的竖屏分镜，以求第二天能有更高的拍摄效率，在周密的计划下，王岩的竖屏分镜越画越好，也没有甩过一场戏。钱要花在刀刃上，为了节省预算，他也“蹭”了不少别人的光。道具车贵，那就用一次拍好几场戏；场地费用贵，那么一个舞会的厅就尽可能多拍几场；需要灯光，那就趁没收工之前赶紧蹭蹭隔壁组的灯。“故事不能瞎编乱造，镜头不能胡摆乱拍，表演要精炼准确。”这种朴实的理念一直贯穿于王岩拍摄的始终。在演员上，《隐蔽的世界之秋蝉》也不吝预算，请来的主演都是知名影视剧演员，饰演国民党稽查处处长卢半峰的演员，则是TVB视帝王浩信。在接受导演邀约前，王浩信也曾听说过关于“竖屏短剧制作粗糙”的传言，但他发现制作班底是行业内的专业班底后，就打消了顾虑。首次出场时，王浩信就感觉到了竖屏拍摄与横屏拍摄的不同，神态、站位的准确度比横屏拍摄还要高很多，他告诉记者，观众在横屏上可能还会注意到场景，但在竖屏中，人物始终占据焦点，这对演员的神态和微表情的要求更高。拍完自己行刑的那场戏后，他专门跑到监视器里看光影和构图，他发现，竖屏极好地捕捉了角色冷峻扭曲的脸，“现场的工作人员都被我吓到了。”王浩信笑称。“还比如，导演要捕捉我投一个钱币到上空，掉下来要拍在自己的手上的镜头，演员的位置必须很准确；还有在拍摄肢体冲突时，拳头有可能会左右出画，因此肢体动作也需偏上下移动。”王浩信解释道。但他迅速适应了这样的拍摄方式，如遇把握不准的画面，他还要在框定的范围内多试几次，确保不会“出镜”。王浩信觉得，制作人员都非常“卷”，演员们也很敬业。“拍审讯戏时，会有一些赤裸上身的戏，所以大家不拍戏的时候，总能在健身房相遇。还有一场审讯的戏需要在摄影棚里的冰上站着，和我演对手戏的演员们站在冰面上数个小时，扛着冷实景拍摄。”王岩镜头下的画面投票权在观众《隐蔽的世界之秋蝉》拍摄了15天，后期做了三个月。成片做出来后，刘开珞一口气刷了15集，“效果出乎意料，让我很惊喜。”他把片子拿给同行看，一边放片，一边观察大家的反应，大家在什么地方紧张了、蹙眉了、发笑了。刘开珞觉得，目前的微短剧商业模式，是把内容产品直接销售给观众——“未来可能有更为成熟的商业模式出现，但至少在现在，观众拥有决定权，喜欢你就去充值。”在剧集的制作上，传统影视制作人员无疑是专业的，在观众的喜好度上，抖音也给了一些数据点的建议，协助制作人员除掉一些剧情枝蔓，让剧情更为紧凑。王岩也有同样的感觉，“竖屏短剧不能屈就于粗制滥造，我们有义务去把好的作品呈现给观众，让观众提高审美，而不是想当然地觉得短剧受众只配看一些粗制滥造的作品。”他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在进行导演制作阐述时，他提到，要用真实的故事背景，残酷的社会现实，紧张的故事情节，缜密的逻辑思维，以高级的影像冲击，打造全新视觉感官的竖屏剧。“牛是吹出去了，一定要把它圆回来。”从电视剧到网剧再到短剧，他一直以开放的心态去拥抱每一种形式。“我没觉得观众不耐烦，只要你拍得足够好，大家就会意识不到时间很长。”在制作团队和平台的集体努力下，短剧的生态也在慢慢发生改变，现在，已有不少专业影视公司、名家名导、创作者进军短剧市场。中国香港知名导演王晶和不少知名影视剧导演、演员都先后试水，也有不少网络作家和传统影视编剧转型向短剧编剧而来。传统影视公司的批量下场，给微短剧市场带来不小的“正规军震撼”，抖音过去一年来上线的《二十九》、《全职主夫培养计划》等精品短剧，从演员阵容到拍摄水准、服化道，都堪比精品长剧。有不少观众称，“想看的短剧就是这样的，专业演员就是不一样。”“比注水长剧精彩多了。”“果然专业的事需要专业的人来做。”这也带动整个行业跳出饱受观众诟病的“赘婿升级”“打脸泼水”“手撕小三”等套路化剧情，渐渐撕下“抓马”的标签，呈现出更立体的人物塑造、更丰富的细节铺陈和更具时代价值的内核表达。1月18日，抖音在北京举办了精品微短剧“辰星计划”发布会，面向影视公司、媒体机构、MCN机构以及个人创作者抛出橄榄枝，宣布将给予精品微短剧资金和流量扶持。会上，抖音还发布了2024春节档精品微短剧片单，十部作品将在春节期间上线，除了《超越吧！阿娟》《天涯小娘惹》等多部热门“影视IP”衍生的微短剧，也包括这部由小说改编的《隐蔽的世界之秋蝉》。刘开珞坦言，新事物的出现一开始必会经历野蛮生长的阶段，随着市场越来越规范，入场的专业团队越来越多，微短剧的刻板印象也会被改变。“随着微短剧商业模式越来越成熟，我相信，有一天微短剧的精良程度，可以媲美任何一种传统内容形态。”【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如果…你可能就要失去我了微信又双叒叕改版了，如果不标星，你可能就会错过我们的推送。星标只需要：①打开北青深一度公众号主页，点击右上角“..."②在弹出的界面，选择“设为星标”。我们期待与你在每篇推文中相见！205元，一个普通人的隐私被“开盒”一个选择“拉胯”的书店老板潜在致毒与安全隐患：化学实验室中“隐秘的角落”

编辑/刘汨滑坡冲向了山脚下的村庄

实习记者/孟必莹

Zhou的作者是黄某若的妻子，工作单位显示为武汉市农业科学院。深一度查询公开资料发现，该院一位周姓女博士后姓名发音与Yan

记者/朴云编辑/郝鸣穿着年轻化的国风服饰直播京剧唱段是两人的一贯风格这是关于每年百万艺考生中一对普通的双胞胎的故事。她们三岁学舞，童年就以双胞胎的身份活跃在舞台上，是山东淄博桓台县的小明星。不太一样的是，她们后来转向了京剧学习。在当时，这是妈妈权衡机会后一个功利的选择——相比舞蹈，学京剧的人少一些，花钱也更少；戏曲似乎也代表着更清晰的人生路，“学完之后进剧团，可以落停了”。十岁那年，任元元、任旦旦姐妹俩被妈妈送到北京，住在京剧老师家里，从零开始正统学习。身边是已经学了五六年的同龄人，“自己哪儿哪儿都不对”，她们常常“很自卑”。没有父母陪伴，再加上枯燥的练功生活让两个十岁的“小北漂”早早感受到了生活的煎熬，“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呢”？直到她们一点点开窍，妹妹任旦旦意识到，“原来京剧是一个珍宝、一个礼物”。她们不断参加比赛、拿奖，先后考入了中国戏曲学院。然而，必须要面对的现实是，大学毕业后，真正纯粹表演京剧的机会并不多。于是，妹妹拓展到了音乐剧舞台，姐姐成为了教京剧的老师。2023年3月开始，她们决定在抖音直播，把打动自己的《霸王别姬》、《贵妃醉酒》唱给更多人。年轻的粉丝来了，现实的收入、演出机会也多了起来。直播舞台成为生活的锚，牵引着她们为人生寻找更多可能性。姐姐任元元（右）和妹妹任旦旦一个可能“落停”的选择2024年1月10日，姐姐任元元复读三年考入中国戏曲学院，成了妹妹任旦旦学妹的话题上榜当日微博热搜，粉丝们才知道，姐妹俩和京剧真正结缘要到2007年。在那年之前，她们学习了七年舞蹈。妈妈早早规划了一条艺术路，从小给她们报名恒台县的各类文艺演出、比赛，希望她们走出县城，到北京去。当妈妈知道上初中就可以参加艺考，去上艺术院校的附中时，开始带着她俩来到北京。来到更大的世界，年幼的任元元、任旦旦感受到了艺术考试的残酷一面。姐姐任元元说，舞蹈对身形有严苛的要求，下半身要比上半身多14—17厘米，两臂平展开的长度要比身高长出约2-3厘米……自己虽然头小脸小，但一起参加考试的女孩更小。很多人的先天条件远好于她们。在这样的情况下，争取每年仅有的六个或者十个招生名额，太难了。站在今天回看，学习京剧是妈妈在权衡机会后一个功利的选择。奔走北京参加艺考的过程中，妈妈得知还有京剧表演专业，原来学习戏曲投入的钱少于舞蹈。妹妹任旦旦说，更重要的是，她们的舞蹈虽不是拔尖的，但跳舞之外，还会唱歌、表演，综合能力并不差。任旦旦记得，学吕剧（山东的地方戏）的外婆也常常念叨，戏曲学完之后可以直接进剧团，等于可以“落停”了。这意味着可以早早确定一份稳定的、体制内的工作。于是，京剧开始更多地出现在她们的生活中。妈妈买来的戏曲磁带，成了叫两人起床的定时闹钟。又一次参加考试，候场练声时，一位戏曲老师注意到任元元、任旦旦这对双胞胎，主动邀请她们跟着自己学习。妈妈就真的把她们放在了这位老师家里，两年。陶然亭公园、黑窑厂附近的小庭院记录着她们十岁到十二岁以京剧为中心的日常：每一个清晨的练声、跑步，还有无论刮风下雨，都要练习无数次的拿顶、下腰、踢腿、圆场、溜虎跳……这些被称为“毯子功”的戏曲基本功。在十多岁的任元元和任旦旦的认识里，“练习舞蹈像小公主一样”，有专门的舞蹈室，即便不上台，也要幻想自己在舞台上，还得是最中间的领舞。京剧完全不一样，“练习的时候永远扎根于人群之中”。她们记得，当年喊嗓子，都要花一块钱买门票到陶然亭公园里去，和晨练的人们一起。“毯子功”真的就在室外的土地上，把地下室的练功毯搬到院子里铺好，在晒太阳的爷爷奶奶们的注视下，下腰、翻筋斗……基本功之外，对于她们而言，最难的是要去除被舞蹈塑造的气质和习惯。最基本的站姿，她们走了好几天“马路牙子”才改掉——练习舞蹈，从双脚呈外八字开始，而京剧的要求是，双脚要并在一起。舞蹈要求把动作要拉到最开、最长。京剧虽然也要求把动作拉到末端，但最后一定得是收着的。老师解释，因为京剧是含蓄、内敛的。任元元说，也是从这些细微的改变开始，她们一点点体会着京剧的文化底蕴。但真正开窍，还要好几年之后。那两年北漂，看着身边比自己优秀、学得扎实的同龄人，姐妹俩一度“很自卑”，入了京剧的门，但前半年一直是“硬着头皮做每一件事”。学习京剧前，在桓台县，她们总是风光的、表现好的、比赛拿一等奖的孩子。现在，经常被老师批评，每一次展示，别人总比自己好，“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她们经历着不属于那个年纪的煎熬。两年之后，基本的学习结束，她们没留在北京，回到山东文化艺术学校，读了六年艺术初中，继续学习京剧表演。每一个寒暑假，妈妈还是会把她们送来北京，找中国戏曲学院、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的老师上课。妈妈为她们选择了这条路，也坚定不移地推着她们往前走。在老师们的影响下，她们逐渐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学习京剧，就一定要考上中国戏曲学院，没有其他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任旦旦说，好像“把自己放到唯一性上，你就绝对能上”。两人在童戏社演出《姐妹花》的剧照“原来京剧是一个珍宝、一个礼物”读附中的第二年，妹妹任旦旦成为先开窍的那个人。那是她生病之后第一次去课堂，唱过一段《苏三起解》之后，一位刚从中国戏曲学院毕业的年轻老师夸赞她，有股与众不同的劲儿。这给了她信心，也是这位老师，开始教她领悟戏里人物的情感变化。真正让任旦旦捅破那层窗户纸的，是学期末的一次汇报演出，她选择了《霸王别姬》。项羽和虞姬的故事家喻户晓。她也唱了很多遍。这一次，任旦旦真的感受到了她心目中的虞姬：“虞姬不仅是跟在霸王背后的女人，她能成为一出戏，是因为她本身就非常伟大”。任旦旦觉得，虞姬穿鱼鳞甲不是为了好看，她会舞蹈也会舞剑，是可以上战场杀敌的人。在危难时刻，虞姬舞剑自刎的行动背后，是她作为一个女子的家国情怀。“她知道自己不死，霸王不会走，那么这个国家就覆灭了。”相比姐姐的稳重，接受采访的任旦旦一直很活泼，时不时会爽朗地大笑，但回忆到这里，她少有的严肃，“所以老是有人说京剧要没落了，不可能没落，因为太多好戏了”。那次汇报演出，任元元切身感受到了妹妹诠释的，虞姬从登场到最后自刎的感情变化。她坐在台下，看着妹妹几次把噙在眼眶的眼泪收回去，她说，这正是虞姬令人感动的地方——隐忍，不能让霸王看出自己的难过和选择，要继续为他舞剑。她在妹妹的表演中，感受属于京剧的那份含蓄的美。后来的日子里，伴随着妹妹的自我突破，任元元一直处在“很着急”的状态中。她迟迟无法这样自如地表演，音总是虚的；她也能感受到人物的情感，但唱不出来。2015年，要高考了，妹妹学习青衣花衫，顺利考入了她们共同的目标院校，而她落榜了。任元元没有放弃，她先上了高职，放弃了青衣花衫的行当，转学花旦，努力争取一切登台表演的机会，甚至主动和系主任申请，要学习本来由男生演的“小生”的戏。第三年，她终于如愿以偿进入了中国戏曲学院，继续学习京剧。在吃苦有时候也得不到什么回报的现实生活中，京剧练功不一样的，任旦旦说，它好像是一个珍宝、一个礼物，你下功夫学，就能揣到自己兜里，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就像现在，京剧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在她们的日常生活中。2023年3月，任旦旦工作结束，无意中打开抖音直播，简单唱了几段经典京剧片段，有十几个人进来听。第三天，直播间的人数突然涨到了三千，她好惊喜，拉着姐姐出现在直播间，以双胞胎姐妹的身份，开始直播唱京剧，一直坚持到现在。妹妹的粉丝目前超过11万，姐姐的粉丝有1.3万人直播间里“更大的意义”事实上，大学毕业之后，她们并没有成为专职的京剧演员。起初，姐妹俩在北京繁星戏剧村的“童戏社”演《姐妹花》。后来，妹妹任旦旦逐渐拓宽了自己的演艺路，走上了音乐剧舞台；姐姐任元元也会演话剧，更多时候，是教小孩子唱京剧的老师。刚毕业的学生表演京剧的机会不多，收入也不多。任旦旦说，到今天，有的师妹被邀请去饭店演出，一晚上只有300块；冬天在室外表演一出《贵妃醉酒》也不过1200块，还要自带妆发服饰。她后来逐渐转向了音乐剧。“不能说我要把京剧彻底抛弃了，学了十几年，不舍得，还想用别的途径来表现它。”每一部戏，她都会跟导演争取是不是可以加入一些京剧元素。到了2022年，无论是音乐剧、话剧还是京剧，很多线下的演出机会都没了。现实的难处是，手里没钱了，房租、吃饭都需要考虑。当年，任元元更新了一条抖音：有多少演员想冲出去演出？选择直播，她一开始有顾虑，作为老师，有点抹不开面子。任旦旦想得坦然，“学京剧，靠京剧直播赚钱养自己怎么了？”更重要的是，做了直播后，她发现，好多不知道京剧到底怎么唱的人，会出现在直播间询问：这是什么？“你只要打开手机，点进去就能听了，没有任何门槛”。她觉得这是对京剧很有效的传播方式之一。1月9日晚9点，任旦旦一身红色卫衣搭配着红色发卡，任元元戴着发簪、穿着中国风的百福衣，准时出现在了直播间。这不是人们印象中那种严肃的、一丝不苟的京剧表演。姐妹俩青春靓丽，任旦旦在正式直播开始前，俏皮地展示着她新换的、最喜欢的拖鞋手机壳。有人问她们“多大了？”，她幽默地回复，“头围53，脚37，有时候38”。伴随着姐妹俩的欢笑声，“一诺奶奶”、“秋声阿姨”出现在了直播间；一位三十岁的女孩也来了，她想知道30岁还能怎么学戏？“找名家的曲子练，先去学习发声......”任元元认真地回答着这些想要学戏的提问。闲聊之后，她们反复吟唱着《卖水》《贵妃醉酒》《霸王别姬》《梨花颂》的选段，这些选段沿着直播间，传到了身在哈尔滨、天津、安徽……600多位用户的耳边。同为“95后”的冯少军是姐妹俩直播间的粉丝，也是她们的校友。他不是戏曲专业，只是听过十几出戏的票友。以他的观察，欣赏传统曲艺的途径并不多，直播间带来了更多可能性。他看到过一些关于姐妹俩的质疑，比如：没有京剧扮相。他反而觉得，在直播唱戏时，她们穿着更年轻化的国风衣服可能更适应当下市场的审美，姐妹俩偶尔的玩笑也会打破人们对京剧演员的刻板印象。“以前的上海，梅兰芳先生那代人都是最赶时髦的”，任旦旦说，她们也想给大家展示京剧演员时髦、有趣的一面。“听戏的不应该只有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要让三十岁、二十岁，甚至十岁的小孩子都来听”。直播唱京剧来到2024年，姐妹俩发现越来越多的人会在直播间点戏了，这意味着人们知道了更多京剧的曲目。因为直播，她们也获得了一些线下工作机会，有企业主动联系，要赞助服装。她们参加抖音的优质主播计划，一个月唱够15天，能得到上万元的奖励收入，可以满足她们基本的一日三餐和房租支出。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2月，包括京剧在内，已有231种戏曲在抖音开通直播；过去一年，抖音戏曲直播超过80万场，场均观众3200人次，相当于每次戏曲直播都是一场中型演出；抖音戏曲艺术主播收入同比增长232%，在已经开通直播的戏曲种类中，73.6%获得过打赏。她们并不回避自己的私心，“要挣钱吃饭的”，任元元说，但只要有人通过她们的直播间，喜欢上京剧，每年到剧场里坐一坐，感受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件事就有了更大的意义。【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如果…你可能就要失去我了微信又双叒叕改版了，如果不标星，你可能就会错过我们的推送。星标只需要：①打开北青深一度公众号主页，点击右上角“..."②在弹出的界面，选择“设为星标”。我们期待与你在每篇推文中相见！205元，一个普通人的隐私被“开盒”一个选择“拉胯”的书店老板潜在致毒与安全隐患：化学实验室中“隐秘的角落”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睁开眼睛，拿起手机，浏览信息。这已经成为当代人每天醒过来后要做的第一件事，而随着生活与互联网的深度绑定，人们或要面对的是来自赛博深海的怪物凝视——你不知道，你在网上晒出的生活会被人如何挪用、评价，也不知道自己的一句评价可能会掀起怎样的评论，引来什么样的解读。陈子豪是抖音反网暴项目组的一名组员，如果你曾不幸遭受网暴，或许接过他的电话。工作两年，他和他的伙伴们审批了不良评论数亿条，对疑似网暴他人的账号教育提醒85.8万次，对受严重网暴的受害者进行了电话外呼891次。但经常地，陈子豪还会被沮丧和无力感破防。反网暴是一场没有尽头的斗争，除非断网，人永远不可能断绝这来自键盘的恐吓。而他们就是像是在互联网巨大田地中清除杂草的耕耘者，发现杂草，锄头挥下去，日复一日地对抗着那些细小但又破坏力巨大的威胁。一个晚上70条警报12月20日，陈子豪上班格外早。清晨7点，北京的天还没大亮，他已出现在工位上。昨晚他的飞书“叮叮叮”一直响，他有些担心。果然，一打开电脑，工作平台上显示有70多个警报消息正等待处理。70条预警消息打开，占满了整个电脑屏幕，有的是对新闻的恶意评论，有的是重复复制黏贴的饭圈打榜，还有少数的信息集中攻击几个博主。这些警报来自抖音内部的工作软件，它像是一个24小时工作的机器人，时刻用抖音设置的关键词发现问题，每筛选出一个问题，就会向陈子豪发出警报，告诉陈子豪，它或许“抓到”了一个“施暴者”。然而平台的模型虽然解决了大部分问题，但仍需人工的配合，时常会把一些无意义的评论也判别为“怀疑对像”，因此接下来，还需要陈子豪进行人工判别。这个人工信息处理的过程繁杂而细致，首先他需要一项一项点开警报消息，逐个查看评论，还要参考“怀疑对象”的过往信息。大多数评论，陈子豪可以凭经验一眼看出是好是坏，有些评论则隐晦的多，“比如说摩洛哥炒饼”，陈子豪也是最近才学到这也是一个骂人的黑话，“要把这个短语的首字母写下来，放在一起拼读。”陈子豪注意到，类似于“摩洛哥炒饼”这样的隐晦词变得越来越多，新词被举报出来，陈子豪才知道这些是什么意思，他学到之后再教给只会机械抓取的模型，但是陈子豪感到：这些屏蔽词都不够用了，因为施暴者会“举一反三”，一个词不行，他们能换无数个词出来。每天，他要看数以万计的评论，一部分不良评论是纯粹的情绪发泄，也有的是故意猎奇引流的信息，这些在陈子豪看来算不上严重的网暴。陈子豪更关注的是真正给其他用户带来伤害的信息，比如，公开别人的私人信息，造人黄谣，性骚扰，有针对性的谩骂……根据不同数量、不同程度的恶意评论，陈子豪按照标准给发布者定级定性，之后交给抖音账号的处理处罚团队。这些账号也许会被惩罚5天、7天或者更长时间不可评论。另一部分工作是保护被网暴的受害者。在互联网平台，被网友攻击的原因有很多：一位母亲因为发布自己混血女儿的视频，被网友攻击；一对夫妇长期发布日常生活视频，因网友认为二人颜值差距过大，造谣女方“拜金、出卖身体”；一个中学生因发文抱怨学业压力大、被同学孤立，被一些网友冷嘲热讽…….“其实到现在，法律上都没有对网暴的明确定义。”陈子豪说，因此他只能根据行业的共识和团队不断摸索的经验来判断，“一是看评论数量的量级，然后看这些谩骂的言论是不是都指向个人，还有言论的过激程度，受害者有没有主动举报，以及考虑用户是否属于特殊群体。”如果在团队成员共同判断下，一个用户被“严重网暴”了，陈子豪则需要代表平台给该用户打电话。外呼出的“特殊关怀”电话外呼是让陈子豪常常感到紧张的时刻。有的用户举报，自己被攻击了多条信息，有的已经停止账号更新，他不知道这个电话打过去，对方会是什么反应。“他会哭吗？还是他会骂我们，或者他万一一句话也不说就是沉默怎么办，还有女性用户被造黄谣，一听我也是个男的，会不会立刻挂断……”在这个十分钟的电话接通之前，陈子豪总要花更长的时间做准备，他怕自己说错了话，反而让对方受到二次伤害。做了“万无一失”的准备后，陈子豪才敢拿起电话。有一次，他要联系的用户是一个有百万粉丝的女性网红，平时在抖音上发自己的日常生活，没有“擦边”或者不健康的内容，但评论区里却乱七八糟，“她和谁谁睡过”，“我看过她的片”……..这类评论总让陈子豪看得怒火中烧。“您好，我是抖音的安全专员小陈，我注意到你可能在经受一些不当言论的骚扰……”电话接通后，陈子豪用尽可能柔缓的语气，可对方的情绪很低，回复也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蹦，陈子豪告诉她，这通电话的目的是想要帮助她，并建议她打开软件内“一键防网暴”功能。通话5分钟后，女生才能对陈子豪说出完整的话来，“在快结束时，女生说，如果两年前她就能接到这个电话该有多好。”陈子豪告诉记者，这个女生成为网红后就被长期网络攻击，两年前患上了抑郁症。虽然在镜头前，她总是展现生活中美好的一面，但背后遭受的网暴犹如不断累加的砖块，压得她在崩溃边缘摇摇欲坠。让陈子豪印象最深的，是今年年初触的一个用户，那是一个粉丝数量只有几十人的老太太，她发的视频数量不多，但突然爆火，还被人扒出了电话。原因是她在家里跳绳，吵到楼下的住户，楼下的住户就发视频曝光了她。网友们顺着楼下住户发的视频找到了老太太的账号、电话、店铺地址，在她的评论区里指责她“扰民”，咒她“全家去死”，还有人打骚扰电话给她。陈子豪观察到，老太太一开始还反击，别人骂她，她就骂回去，但骂她的人太多了，后来她停止了抵抗。陈子豪给她打去电话，她告诉陈子豪，她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老太太一肚子的苦水倒向陈子豪，说最近自己睡觉也睡不好，去公安局报警了也未能立案。老太太不会使用“一键防网暴”功能，陈子豪就拿出自己的手机，一步一步地描述，先“点这个”然后“点那个”，教她“只允许好友可见”，“只允许好友评论”，“一键举报”……实际上，不是所有的“特殊关怀”都能成功，陈子豪拨出去的电话有一半不会被接起，有的用户在接起电话后，出于一些原因，拒绝接受帮助。陈子豪记得，有次自己打给一个被网暴的男性用户，询问对方是否遭受了不当言论骚扰，对方否认了。陈子豪只好继续告诉对方，如果将来遇到类似情况，可以打开一键防网暴功能。不能只是“放平心态”经常性地，在电话挂断后，陈子豪会生出一种无力感。网暴有如打不死的九头蛇，打掉一个，冒出两个，恶意的狂欢像扑不灭的火，让他始终奔忙。两年前，他加入反网暴项目组时，是抱着“斩断网暴”的豪情来的。彼时，刘学州自杀案把“网暴”这个词带入大众视野，他毫不犹豫申请加入。在陈子豪看来，“网暴”是一个存在已久但仍缺乏被重视的社会问题。早在上初中时，自己在百度贴吧发贴就被喷、被人肉搜索过。当时他有种“被欺负了却不知怎么反击”的无措。自己女友在直播间被网暴，陈子豪也只能安慰她，让她放平心态，不要看评论，不要在乎别人说什么。但他并不认为“网暴”的处理方式只有当事者“放平心态”，他恨网暴，但治理网暴又是一件复杂的事情。陈子豪发现，被网暴者主动维权的比例不大，“很多受害者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网暴的受害者，还有些用户的心态比较好，不太在乎，所以没有选择用法律的手段去维权。哪怕是“一键防网暴”这样简单操作的功能，也需要用户自己有意识去打开。另外，有些被网暴者想要维权，发现走法律途径的现实难度很大，陈子豪在跟一些受害者交流之后发现，他们维权的后续进展往往不顺利，“报案后，警察也是建议他们起诉对方侵犯他人的名誉权等，目前并没有针对网暴的专项法律法规。”在法律环境尚待完善的条件下，抖音平台开始尝试引入反网暴机制，率先提出并投入使用“一键防网暴”功能，开启后，用户不会收到陌生人的评论、私信，对不友好的信息也可以一键举报，自上线以来已经被使用了超过百万次。而给受害者打电话进行人工干预，是今年才上线的新功能。在该功能上线之前，同事们曾激烈议论——会不会给受害者二次伤害——不是每个人在受到网暴后，还愿意接到平台方的电话。但他还是一次次拨通了号码，希望能给网暴的受害者增加一个“出口”。陈子豪和同事们认为，网暴的主体施暴者，是几乎所有网络暴力的起源与开端，因此改变发表不当言论的人的心态和行为，比保护被害者更为关键。“我们不是执法机构，我们能使用的手段有限。”陈子豪说，对于施暴者平台会推送提醒“请理性发言”，直至暂停、封禁账号。“希望（政府部门）出台相关法律，或者能有更多比较好的判例，会对潜在的施暴者起到警示作用。”11月7日，在网络暴力法治化治理研讨会上，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刘艳红分析，随着线上、线下双重社会空间的存在，以及网络匿名性等特点，不少网民会将线下的负面情绪或不便表达的观点发泄在线上，不利于打造良好的网络环境。刘艳红表示，目前我国网暴治理法治化困境包括立法分散、规定滞后、模糊等，比如《民法典》、《刑法典》、《行政处罚法》都有相关条文可以适用，网暴治理法律体系由民事、刑事、行政等领域的多部法律法规组成，“有的侧重于发展，有的侧重于安全，有的侧重于发展和安全”，要实现统筹兼顾较为困难，不利于有效防治网暴行为。因此，推出一部全面系统的反网络暴力法，进而实现各部门的协同治理已是迫切的时代之需。（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子豪为化名）【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如果…你可能就要失去我了微信又双叒叕改版了，如果不标星，你可能就会错过我们的推送。星标只需要：①打开北青深一度公众号主页，点击右上角“..."②在弹出的界面，选择“设为星标”。我们期待与你在每篇推文中相见！205元，一个普通人的隐私被“开盒”一个选择“拉胯”的书店老板潜在致毒与安全隐患：化学实验室中“隐秘的角落”

涌进金田村的“致命泥浆”是否避无可避？震后极寒一夜：在田野烧起麦秆，抱团取暖

采写/谢紫怡编辑/计巍陈飞和他的太阳书库毕业后去流水线上打工时，陈飞就想，“我宁愿去找一个最拉胯的工作，那是我自己找的，我自己赚钱。”他不是没想过“积极”往前走，他写过小说，应聘过记者，也做过销售，但这些门都没向他打开。后来，绕了几个圈子，他告别工厂，扎进书海，成为了自己书店的主人。那是一家籍籍无名的书店，没有招牌，地图上也看不到，只有想要买书的人才能找到它。台港文学、拉美文学、马华文学……陈飞一本一本地摆放着那些远离大众生活日常的书，7年里，上万本书让这个20平米的书店越来越拥挤。为了“养活”自己的书店，他在小区门口摆摊，混迹大学社团“推销”，同时还去其它书店打工来“反哺”它。在某种程度上，这个书店就是陈飞在现实中的“洞穴”，在身边的人都按部就班往前走时，他“后退”到了这里。在这个“洞穴”里他没有收获成功，甚至在今年夏天，这个书店还“做垮”了。但在这里，他累积起了一点微光，这点微光关乎他自己的价值，也关乎阅读这件小事。这是少有人在意的事，这是他在意的事。书店人最多的时候陈飞今年34岁，很少出门，也没坐过飞机，他只在他的书店和那些书里“旅行”。这个大约20平米的书店里，十几个装满书的书架挤在屋内。只有像陈飞一样瘦削的人才能在狭窄的过道间自如穿梭。从墙壁到房顶贴满了他钟爱的“旅行目的地”的海报：黄锦树、王德威、卡夫卡、波拉尼奥、科塔萨尔……冷门书是这里的特点，就像他这个人一样，看上去有点“各色”。这里常年不见太阳，弥漫着旧书和灰尘的味道。它原本是武汉华中科技大学附近小区一楼的一间车库，隐藏在居民楼的打印店、快递驿站中间，停在门口的车辆常常挡住它的一半店面。改装成书店后，它的采光完全依赖于头顶的那两只还能正常工作的白炽灯，但陈飞给这里取名为“太阳书库”。“太阳书库”是他安身立命的地方。在钻进这里之前，计算机专业专科毕业的陈飞在工厂工作了6年，曾3次报考中文系研究生但均失败。“我身上一直有一股劲，但是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但他知道的是，他想通过自己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不是那种一眼望得到头的方式。2016年，从工厂流水线退出来后，陈飞选择蜗居车库开书店。书店的最里面有一张上下床，他睡在上铺，下铺放着他收藏了几年的签名书和绝版书。“淘书、读书、写书、推书”，是他当时梦想的“四书计划”。刚刚把书店做起来时，为了进书，他背着大布袋，一天最多去8家书店扫货。他还从旧货市场淘来几百元的书架，木质的、铁质的，从一开始的三个，积攒到后来的十几个。书籍越来越多，它们被横着、竖着摆放。一把从外面捡回来的太师椅也成了置书架，椅子上的书堆到了天花板。能找到这家书店的人，通常都是“慕名而来”。中文系学生常祎祎研究海外华语文学，这里能买到她的专业读物。有一次，她来店里找林海音的《金鲤鱼的百裥裙》，陈飞钻到书架前，一路寻找，一路向她推荐经典的华文作家，最后他们在一本叫《台北小寡妇》的选集中找到了那个短篇。陈飞乐意向顾客推荐书，与他们聊天。2022年底，华中科技大学的学生冯舒涵和徐奕旸专门从封控的学校翻出来，打算循着一个介绍本地书店的“武汉书店地图”，选两家有眼缘的书店去“解闷”。到了太阳书库后，她们惊讶地发现，书店地图的制作者就是陈飞，而陈飞也正为她们在特殊时期的到访感到有些“感动”。半年多后，这两名社会学专业的女生再次来访，她们抛出了疑问：“你是更想当一个阅读者还是一个书店的老板？”他一下子说，读书和卖书并不冲突，一下子又说，书店老板“实在太难了”。那是今年8月一天。在那一个月里，太阳书库里突然“涌来”了很多客人。三位学医的女生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地铁专程过来，她们看中了黄锦树的《文与魂与体》，他一边夸女生“好眼光”，一边说那是已经买不到的书，最后20块钱卖给了她们。顾客们穿行在狭小的空间内淘书。有位女生坐在一个角落里读起了王文兴的《家变》，因为陈飞刚刚向她推荐，“那位作者写作的时候为了找灵感，喜欢拿支笔在桌上敲敲敲”。你很难猜到陈飞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介绍这里的书，但他总能讲得有滋有味。晚上，张子荣也骑着电动车过来。他在书架里转了半个多小时，选了一本《文学理论》，然后板正地坐在椅子上，加入了书店里的闲聊。他谈起，自己做编程工作，每天在架构好的框架里写代码，而阅读文学作品时，他能体会到某种“被解码”的感觉。第一次内心被“解码”是在2018年，刚毕业的张子荣一个人在苏州工作，一到周末，他便往公园、图书馆跑。在一家社区图书馆，他翻到了劳伦斯的合集，读到了《查泰莱夫人》的一段情节：查泰莱夫人和她的男仆人偷情之后飞奔回家，“园子里的树木似乎是停泊在潮水上随波逐澜，通往拉格比府的山脉起伏跌宕”。他好像看到女人奔跑时，山坡翻滚起了阵阵波浪，他感受到一种生命力——遵从内心感受，那是他身上缺少的。也是在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身在异乡，自己其实是非常孤独的，它的感受被文字戳中，他将那套合集借回了家。“太阳书库有点像文学社团。”张瑞舒说。他也是太阳书库的常客，因为饱受情绪困扰，很多晚上，他都带着几瓶啤酒过来，坐在书店门口与客人们一起闲聊。他很享受那种每个人都是流动的状态，大家想到什么就聊什么，从书籍收藏到谁的诗写得好、谁的诗写得烂，不用受到太多的约束。那是太阳书库开业7年来最热闹的时候，一天十几个顾客，是以往一个月的总和。行业内流行着一个说法，书店最热闹的时候，是开业和闭店——7月27日，陈飞在网上发布信息，宣布要“做垮”太阳书库。来太阳书库买书的人，右一为陈飞当一个工人决定开书店“开书店是不挣钱的。”早在2015年，第三次考研结束后，在一家叫又合书舍的书店，两位掌柜就这样对陈飞说。那是陈飞一直想去的二手书店。下午五点，考完最后一门专业课，他就坐上了去书店方向的公交。“那个房子本来就挺小的，从外面看还破破烂烂。”但陈飞刚踏进去，就沉浸在被书包围的充实感里。那一年，陈飞26岁，他已经在工厂做了6年，在决定考研之前，生活基本上是“铁打的流水线，铁打的无聊”。他没有理会两位掌柜对书店“不挣钱”“经营惨淡”的劝告，在心中敲好了算盘：就想开一间自己的书店。在更早之前的岁月里，他的很多选择都是被迫的。父母在改革开放后承包了好几百亩柑橘树，在做生意中尝到了甜头，他们更愿意相信可计量的效益。当小时候的陈飞表现出对书籍的喜爱时，他常被教导的是，“要学会算账，读闲书有什么用？”学生时代，陈飞对自己没有主导权，高中不能读自己喜欢的文科，到了大专又在父母要求下去读了计算机专业。刚上大学时，陈飞整个脑瓜子都是“嗡嗡的”，在线性代数、计算机编程中做自我挣扎。在看到“大学生要读100本专业书、100本课外书”类的宣传文字时，他就像找到了一个“避难所”，打卡一般读起了王小波、贾平凹、莫言、残雪等国内作家，那个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渐渐充实了起来。毕业前半年，陈飞目睹了校内一位参加自主招生考试的学生的坠楼，他不明白陌生的同学为什么以极端的方式结束生命，“我突然意识到那个人也可能是自己”。他以倒推那位学生的死亡为思路，花了6个月写了一篇12万字的小说。小说递给出版社后，被评价写得很一般，编辑说，“要出版，除非你是郭敬明”。毕业后，陈飞报考过本地媒体的记者岗位，但因为学历不够，没能入选。父母建议他跟着外地的亲戚去工作，这也被他拒绝了。“我宁愿做自己的事情，宁愿去找一个最拉胯的工作，那是我自己找的，我自己赚钱。”在干了几个月销售后，他最终找到了一家工厂打工。在光盘厂，14台机器轰隆隆地传输着猫粮大小的透明颗粒，高温融化后，颗粒们像摊煎饼一样被压起来，再旋转、成型，染色。“就像羊群一样，所有人默默在那里吃草。”休息时，他靠看书来解闷，刚开始，班长看到了，说他像“撮虾子”（武汉方言，指没干什么正事）”一样装模作样，同事们也觉得“像看怪物一样”。再后来，大家都见怪不怪了。流水线自动运转的间隙，是陈飞享受一个人阅读的私密时光。有时候，他会钻进一米多高的机器，躲进里面的大空间内，用纸箱子摞成凳子，拿起手机开启属于他的“窃读”。那时是2010年，他专门买来大屏的黑莓手机读电子书，花掉了半个月的工资。他还记得，在读过的《百年孤独》里，一个叫蕾梅黛丝的美丽女孩，有点傻傻的，喜欢赤身裸体地在家中行走。但女孩身上有种“致命的力量”，一位偷窥她洗澡的外乡人就摔死在了水泥地面上。看到引人入胜之时，陈飞被查岗的工头发现了，他被警告了一番，而蕾梅黛丝正攥着床单飞上天。在流水线上的第三年，陈飞的哥哥当兵回来，做起了交警。哥哥建议，“既然喜欢看书，要不然考中文专业的研究生？”陈飞想到未来那一眼能看到头的日子，下定了考研的决心，“我觉得我早晚都会走那条路的”。他三次报考湖北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旁听学校的中文课，还自学各时期的文学史与文学评论。前两次考研，他没有过线。湖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刘川鄂知道了陈飞的经历后曾说，他宁愿招一个考分差点但真爱文学的学生，也不愿招一个只会考试对文学毫无感觉的学生，在他看来，陈飞对文学是“真爱”“痴爱”，而且一个有社会经验的人，更能理解文学和社会的关系。第三次考研后，陈飞过了国家线，原本有调剂专业的机会，他还是放弃了。“学习三年，已经学到我想要的东西了。”他成为了彻头彻尾的“社会大学”中文系学生。2016年，陈飞离开流水线。他不顾父母的反对，从哥哥、同学、同事那里东拼西凑了2万块，开起了自己的太阳书库。开在小区车库里的太阳书库就像一个“洞穴”钻入“洞穴”的人一家“地下”书店不会主动吸引到客人。这是在2016年，太阳书库正式营业后，陈飞才意识到的。一个人在店的日子，不断消耗之前打工所剩无几的积蓄。他尝试以各种方式做宣传，在书店周围发“牛皮癣”广告，还在小区门口摆摊卖书。9月份，大学开学之际，陈飞直接混入附近华中科技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等学校的诗社、文学社、国学社，打算一边以“学生”身份参与社团活动，一边找时机为书店拉客人。当发现诗社里的学生都在读保罗∙策兰、里尔克、荷尔德林，文学社的学生已经开始啃起了大块头的经典和前沿著作时，陈飞暗暗与他们较起了劲。与学生的接触就像又上了一次大学，太阳书库的书籍也在慢慢往专业化的方向更新。有一位女生，总是拿着拟好的书单找陈飞买书。她喜欢阅读台湾和香港的文学作品，有些是陈飞都没有听过的作者。为了帮女生找香港作家黄碧云的书，他逛遍了武汉的二手书市场，“给她带一套，我自己留一套。”他就这样不断发掘新的“冷门”作者，书店的书籍也越来越专业。在考研复习期间，他就疑惑，29章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介绍台湾文学的只有最后一章，连白先勇那样知名的作家都像报菜名一样草草带过。有了自己的书店，他开始专门阅读台港地区的文学史，搜集马华文学的资料，把文学评论家夏志清、王德威推荐过的作家作品都买了回来。太阳书库慢慢向台港文学、马华文学、拉美文学靠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但一个人的钻研，以及少量的回头客，都不足以支持书店的生计。附近景区新开了一家大型书店，为了挣钱，陈飞成了那里的店员。他曾经一口气做成过卖500本书的大订单，他意识到，与顾客荐书、聊书，是自己特别擅长的事情。有一次，有一位比利时男生过来问书，陈飞一下子说出了自己认识的两个比利时作家，一个叫图森，还有一个叫阿梅丽·诺冬，就像遇到了知己一样，他们俩用蹩脚的英文交流了半天。晚上回到自己的书店，陈飞觉就像回到自己守着的一个小菜园子里，“书店本来就是很孤独寂寞的一个产物。”在这里，他更关心读者对书的感情，关心因为书所产生的联系，而不是将书作为商品，卖了多少本。“如果这些书都像废纸一样，被拿回去就放家里，就那样放着，我会觉得那是一个很失败的交易。”陈飞经常骄傲地说，黄锦树的《死在南方》和刘以鬯的《酒徒》都是他卖绝版的，那是他很欣赏的台港文学作品。他当时是“有预见”地在各大线上平台淘货，“只要上线就买来”，最多时收集到了五六十本。看到有心挑书的学生，他会直接上前推荐，以“半卖半送”的形式，把书赠阅给他们。他希望把小众书籍推广出去，但从来不觉得那些读者会是什么特殊的人。“他们不会因为抖音上什么火就去买什么，但他们能稍微专心一点把一本书读完，稍微关心一点那些内在的世界。”太阳书库的第二年，读大二的吴劼人在学校文学社认识了陈飞。吴劼人从早期的日本文学作品读起，慢慢涉猎到拉美文学。太阳书库成了他专项阅读的图书馆——在店里，他第一次看到聂鲁达、波拉尼奥、略萨、科塔萨尔，还有博尔赫斯的作品集摆在一起。2019年的暑假，吴劼人结束法院的实习，领到了3000多元的实习工资。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陈飞买书。陈飞说，那一次吴劼人挑了将近100本书，从哲学、艺术哲学，再到一些拉美文学，他们一起装了两个箱子，才把书送去他的学校。阅读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吴劼人。高中时，他曾经一度沉迷于网游，辍了学，跟着表哥一起给市里的装修队打下手。夏天很热，在蒸笼一样的格子房间里，仅仅是帮忙递工具、摁住蒸汽熨斗去贴墙布，就让他累得满头大汗。妈妈希望他拿到高中毕业证，老板也以太年轻劝他回去读书。再次回到学校后，游戏也变得无聊了，无意中，他读到一本《哈利波特》，第一次在文本中感觉到“过瘾”，他一周内就看完了整套书，觉得书籍中或许存在某种“出路”。最后一年时间，他几乎是重新学习高中三年所有的知识。考上法律专业的本科后，他更是进入了疯狂的“自学”：既阅读法学理论书，也读哲学、文学。不仅在课堂上、图书馆，连晚上回到宿舍，他也会在被子里继续用手机读到深夜。大二时，吴劼人去华科旁听作家格非的“大师写作班”，在讲到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时，格非结合《存在与时间》里的说法，说“人是被抛弃在这个世界上的”——基层法律官员伊凡·伊里奇在将死之前，才意识到原来家人、同事，以及整个体系都抛弃了他，他从来没做过自己喜欢的事情。“需要赶快思考你要做什么，不然就会碌碌无为几十年。”吴劼人一直记得这句话。这也是陈飞一直在思考的事情。“包括写小说、考记者、做销售，我曾经想过很多方式往前面走。我想推开那扇门，但是后面发现那些门基本都被关上了。”疫情后，过了30岁的年纪，陈飞发现，身边的人都已经成家立业，有了稳定又体面的工作，“别人都在往前走，那我直接往后退好了。”他以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地洞》作比喻，觉得书店就是自己的那个“地洞”，“那是一个安宁的、破烂的，属于我的地方”。“你卖书能养活自己吗？”家人也经常打来电话，劝他别开书店了。陈飞有时也会想，谁不想过上能够赚钱、衣食无忧的生活呢，但是他更想通过自己的方式实现自我价值。“我觉得是殊途同归的。我确确实实没存到什么钱，但是最起码我在不停地去积累我所要实现的价值。就是书的价值，就是所谓文化的价值。”太阳书库关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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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欣欣编辑/刘汨金田村搜救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