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创始人邱兵：我特别不能接受躺平，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问有趣的人，寻好玩的答案”。这里是十点读书创始人林少带来的聊天文化栏目《我问》。每期邀请一位林少喜欢、欣赏的好友、智者品茶聊天，在闲谈中交流彼此的人生难题，在思维和灵魂的碰撞中，探寻彼此的生命故事，用生命影响生命。第十三期嘉宾是澎湃新闻创始人、作家邱兵。当“躺平”成为口号，“理想”沦为过时话题，他说，“多做一点点事情，现在还不是躺平的时候。”

不知你是否与林少有一样的感知？关于人生的意义与理想，他已经很久没有与人聊起这样的话题。

“我们从理想主义来到了消费主义，来到了精致的利己主义，我们迎来了无数的主义，直到我们彻底没有了主意。”

当林少在书籍《越过山丘》读到这句话，他决定与作者见面，聊聊书中笑中带泪的故事。或许，理想并非留在了往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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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期《我问》，林少的提问对象是澎湃新闻创始人、作家邱兵。这位资深媒体人，经历了纸媒最鼎盛的时期，也见证了它的衰落。

个体的命运与时代牵连，从互联网时代、短视频时代到人工智能时代，当我们只能以技术划分时代时，邱兵用文字记录下了过去。

1986年，邱兵走进复旦校园，与一群怀抱新闻理想的同伴相识。

他说，他的人生是以十年来划分的。在《文汇报》做记者，创办《东方早报》，后来创办《澎湃新闻》、做梨视频，都差不多是十年。

年过50岁，早已不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热血年纪，事业的困难让他失去了把握。

这时，母亲告诉他：“不要急，还有十年，还能做出件重要的事。”

即便人们不再谈论理想，但是邱兵知道，现在还不是躺平的时候。他还有想做的事情，而那些亲人、朋友的平凡人生故事，在提醒着他：

“我们怀念过去，并非让我们回到昔日黯淡的水流，而是要让我们逆流而上，乘风飞去。”

如果你还在思考人生的意义，林少与邱兵关于成长的智慧、爱与告别、理想与抉择的对话，或许能带你拨开眼前的迷雾。

林少：您书开头这句话：“无论多难，老爸真的很想成为硬汉。”写给您太太和女儿的，您理解的硬汉是怎样的形象？

邱兵：写这句话，是我正好在看一个电影（《布朗克斯的故事》），罗伯特·德尼罗演的一位父亲，

他对儿子说：打工人每天起早贪黑，为家人奔波，那种光鲜的不是什么硬汉，打工的人才是硬汉，你老爸才是硬汉。

我看到这一段时候比较有感触。我想通过“硬汉”这两个字，给孩子塑造观念。正好在我写这本书时，她14岁，要升高中，她申请的学校都给了她候补名单，在我们看来是礼貌的拒绝。她有一阵挺失落的，我很想告诉她，要振作起来。

道理是说不通的，我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是最能够给她启发的。

我从2022年开始，也经历了很多变化，包括我自己创业，我去（波士顿）陪女儿念书，处在移动中的一种生活状态，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我父亲在新冠之后，身体就下滑得很厉害，我母亲已经离世了。我每年会（回重庆）花大概两三个月时间去陪伴他，比较颠沛流离。

女儿学习面临很多挑战，在一个未知的地方陪读，我总是鼓励自己找点事情做，去学英语，也拿起笔来写作，度过这段低谷。

我觉得这个对女儿是有启发的，她升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是截至最后一天的最后两个小时拿到的。我当时跟她讲，应了我们约定的那句话，战斗到最后一秒。

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送给我最亲近的两个人，我的太太和女儿。

林少：让我想起《老人与海》，那个老头不管多艰难，多颠沛流离，也要战斗到最后。

邱兵：我们去过海明威的故居，我就告诉她：爸爸好多年前看的一本小说，记不得原话了，写了“男人可以被消灭，但是不可以被打败。”

林少：回想过去的经历，什么时刻让您觉得自己特别硬汉？

邱兵：我想讲我的父亲，他以前做过警察，我认为他就是一个硬汉。

我的哥哥在疫情的第一个月就走了，我们拖了七八个月才敢告诉他和母亲。

我处理好哥哥的很多后事之后，想象中他会蛮难接受，所以我还让我的同事准备了救护车。

但我父亲基本上没有说什么话，很多个晚上他就一直在走来走去，有时候看着窗外想事情。

第二件事是他在家，我母亲在ICU里过世。我当时在美国，我的同事去告诉他，差不多也是一样的（反应）。

他93岁了，第二次要接受这个事实。他对我同事讲，“你们辛苦了，给你们添那么多麻烦。”

我觉得父亲是我的偶像。一个人能够很畅快地痛哭，可能是通透，但（像父亲这样）最大的悲是无从言表，他在承受这些时，给了我人生应该学习的东西。

我的生活在几地奔波，很少会跟我太太讲我创业、写作会有多累，都自己消化掉了。我有时候觉得，这样是不是比较硬汉。

林少：我看有好几篇写父亲，您提到父亲是您一生中最崇敬的人，您什么时候察觉到的？

邱兵：我觉得他特别勇敢，他是小个子，但比较结实，胆大心细。

我们内心里面有很多怯懦，有时候特别想表达，但是不能表达，觉得特别不公，也未必敢去做什么。我反观他，他不太一样，他坚守的一些东西现在看来很不容易。

我有时候会推轮椅带他去小镇上逛。他为什么每天都想出去玩？后来猜到他坐轮椅去户外，他非常享受，因为很多人都会问候他、尊敬他。

他帮助过很多人，得到的那些尊重，不是给了他人利益，我觉得是对道德的非常大的认同。

我平时不想让下属很惧怕我，我希望他们认同我是一个正派的人，这是我从父亲身上学到的。

第三层我觉得他非常乐观，他以前90岁可以走一、两万步，现在下滑了很多，有时候会很低落。

我回去之后，跟他相处时间长了，他就还是很开朗，没什么太多抱怨。

最后一点，我父亲一直要看报纸杂志，要掌握什么外交、地缘政治、农业、气候，他不落后。

我会做新闻，或者我还做内容，可能也有点遗传。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我特别崇拜他。

林少：我看您跟父亲的关系非常像朋友，比很多同一代的父子关系好很多。

邱兵：我挺亏欠父母的，我离开重庆到上海工作之后，差不多每年都回去，但很短暂。我母亲走得很快，我就特别想陪好我的父亲。

我未来想做一些内容产品，让我在移动状态下有机会去做到，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实在不能够去坐班工作，那样就没办法去陪伴父亲、孩子。

我回到重庆，是住在家里面。我会给他洗脚，他嘴上很犟，说：“我还需要你管这个吗？”但他脱袜子或者穿羽绒服，蛮艰难的。

他嘴上说：“我这辈子不会需要任何人帮助。”我有时候会哄哄他，我想他内心知道我是一个孝顺的儿子。

我们会沟通很多，超过了以前的那么多年。可能青春期的我很反叛，我也写到我年轻时会很飘，他非常不喜欢。

林少：他会说得很直接，您做得好的时候，他会说：“你不要飘。”不好的时候，他也会劝您，度拿捏得很好。

邱兵：我想起一件事，我大学毕业后，对钱没有概念，老是会问父母要。91年，我有一天看到一件皮夹克，自己感觉穿着特别帅，特别想买。

我就写信给父亲，说还差点钱。那个时候都是姐姐往家里面贴钱，这件衣服很贵，要600块钱。

父亲说姐姐也许一年、半年才只有这点钱，还要供家里生活，可以晚一点考虑这件事情。

村上春树讲，人是一瞬间变老的。我是一瞬间长大了，我已经工作了一年多，竟然做了这么不得体的事情。

从那天开始，我就告诉自己，要为家庭去做很多事情，我要照顾他们。

你看我也读过复旦，算是好的大学，接受了很多教育，但是最基本的道德没有达到。

那个瞬间，他没有给你太多的说教。我跟我女儿的相处也是这样子，我觉得我父亲这点上还是蛮成功的。

林少：我很喜欢您的书，您的情感很细腻，写到父母、哥哥姐姐、很多老朋友。似乎像70年代生的人，会让我感受到浓厚的乡愁和亲情。

邱兵：有些人讲故乡其实回不去，我说也未必，至少我现在是坚持每年都回去几个月陪伴父亲。甚至哪一天他怎么样了，我也会回去的。

我到家里就很安静，我们家就在长江边上，在大河奔流的场景里，我觉得很享受。

林少：我看您妈妈的故事，她也是很有智慧很有爱的人。她说：“不要活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另外一句也很重要，在你50岁时，她说：“还有十年，还能做出件重要的事。”

邱兵：我母亲和父亲都是平凡的人，她是中学政治老师。她养育孩子是不是成功，一定不在于孩子是不是权贵，她最希望就是你很健康、很快乐，希望你能够放松一点，我觉得特别珍贵。

这20多年，我活得还是很累的，工作很累，应酬也很累，小孩的养育也很累。刚到波士顿陪太太和女儿，每天没什么事儿，会挺着急的，总觉得我不应该停下来。

我母亲就一直讲尽力而为，你能够到哪一步，勉强不得，你的实力还不匹配你获得的东西，反而会更加麻烦。

我从小到大都过得快乐，健康成长，是她养育的功劳。

现在来看，内容行业式微，状态确实很艰难。我妈妈跟我讲，我在《文汇报》差不多待了十来年，去《东方早报》也十来年，到《澎湃新闻》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节奏，50岁应该可以再做一件事情。

她的原话是说，你急不来的，你一直想去做的事情，未必能够很快达到，但是有时候无心插柳柳成荫。

林少：您的书中总是穿插着一些幽默的细节，这种乐观的精神是来自于母亲多一点，还是父亲多一点？

邱兵：川渝人本身性格也有一点乐天。我父亲可能对我的影响会更大一些。

我们怀念过去，一定不是让你回到以前幽暗的水流里，是让你逆流而上，这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我是特别不能接受躺平，不愿意躺平就有很乐观的一面。多做一点点事情，因为迟早有一天会彻底躺平，躺在安息的地方，现在还不是时候。

第二，我觉得乐观的性格是讨人喜欢的，或者幽默是一种社交货币，可以拉近人和人之间距离。

林少：您会去训练自己这种幽默的能力吗？

邱兵：不瞒你说，我看到好多段子会记下来，我非常不喜欢太沉重的写作。

林少：这也是我读您文章的感受，笑中有泪，泪中有笑。越过了一些艰难的山丘，还是很洒脱地看待人生。您写哥哥邱自力，我觉得挺有意思。

我们经常说要过有意义的人生，但您写哥哥为什么反复提到“毫无意义的人生”？

邱兵：我身边的人都不会想到，我会为他写这么长的文字。他在生活中是一个被忽略的人，不那么积极的人。

我首先是因为血缘和感情，其次这本身是特别值得探究的话题。

我哥哥的墓志铭是我写的，我说：“他没有什么辉煌的人生和业绩，他最辉煌的是他一生善良。”造成他这样的人生有各种原因。

他的字写得非常好，他有些话很高级。比方说他讲上海这个地方太大了，住在一个城市里，一辈子可能都见不了两回。

他（在给我的明信片上）写：“街垒之上，可有你梦想的自由之邦？”这是《悲惨世界》音乐剧的歌词。

他也在媒体写作，但是他可能会得罪人；他想过在仕途上做一些挣扎，事实上他又完全不适合这个圈层的游戏规则。

他在很年轻时，就已经败下阵来，他没有再想去做什么，之后就喝酒打牌。

其实我们败下阵来的次数也很多，我工作碰到过很多的困难，但他的问题在于他很清高。

我觉得他的人生至少在我的价值标准里没什么意义，可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也是这样的状态。

他们可能觉得这样也很好，来去很潇洒，也许很多人根本不接受我这个观点。

我很想表达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对我来讲可能会偏重于家庭责任感，但我哥没有尽到他该尽的责任，也没有把他擅长的东西发挥出来。

林少：它是一个很难探讨的话题，个体差异很大。对您来说，人生意义里面有家庭责任，还有什么其他比较重要的？

邱兵：我哥有时候会质疑我：你退让了、服从了很多东西，没有坚守很多东西，才会有你认为的意义。比方得到了什么职位，获得了什么名声。

对他来讲，他所有的底线都不能被左右，不能退让。在官场要怎么样才能够到一个位置，他早就看明白了，他对所谓的领导，根本不会正眼（相待）。

像我们做媒体，会寻找最大公约数，做一些大家相对比较认可的。他不接受（这些），他觉得我想表达什么，你拒绝了我，我就不再写了。

我认为他的人生没有什么意义，他活着可能会反过来问我：你的人生有没有意义？

在生活中这样两类人很多，有些比我更圆滑、更没有底线、更没有原则、更不尊重规则的人，可能活得很成功，他们的人生充满了意义。这个意义，在邱自力看起来狗屁都不是。

我把这个文章放在很前面，我觉得值得一些探讨，或者哪怕读完之后，反观一下自己的生活状态。

林少：我觉得您的姐姐、哥哥、您其实代表了不同的人群，三个人的命运是迥然不同的，您怎么看待三兄妹命运的关联和差异。

邱兵：我先讲我的姐姐，我在序里面写了她。我觉得她这辈子真的为家庭就付出了很多，传统的美在她身上特别明显。

她一直说中国的女性还是比较苦，特别像我们那一代，有点重男轻女。但我跟她讲，这是不对的。

她有认命的一面，也有不认命的一面。她是很有原则的人，不太会突破底线去做任何事情，不会为了钱、为了职位去讨老板欢心。

我是愿意去妥协，或者是去寻找平衡。读媒体的人，批判才是我们的灵魂，有时候觉得自己也很可悲，甚至有人说，邱兵怎么会突然写这种酸文。我们早就没有当初（纸媒时期）的锋利了。

《麦田里的守望者》有一句话，我也引用过：“一个不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的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

这句话变成了我的信条，我没有英勇地死去，但是我至少比较低调地活着的。（笑）但我哥哥的理念就是一票否决。

林少：不成熟的人英勇地死去，成熟的人卑贱地活着。您觉得未来还在为哪些理想活着？

邱兵：这一年多，我一直在写字，我觉得是一种无声的抗议。

文字会有一定的门槛，这个门槛在互联网时代，变成了更大的门槛，没有人有那么多精力来（写作和阅读）。

如果我还有一点使命，我很想写作，甚至我想建一个最好的简体中文写作或者与内容有关联的小平台。

因为现在很会写的人，已经不写了，或者写得很少。我很希望自己能够把更好的写作聚集起来。

林少：听起来是一个让人很澎湃的新想法，已经从新闻领域跨到文学、写作领域。您现在回想新闻生涯，哪段时间是让您觉得心潮澎湃的？

邱兵：可能是《东方早报》创刊时期，2002年下半年到2003年。我们好多人在一个像黑网吧的办公室里，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才慢慢有一些好的口碑。

那时我34岁，跟着我做的年轻人20多岁。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状态，没有人去想我们将来会搞成啥样，只要能够在一起做事情就特别开心。

还有觉得精力用不完，每天下了夜班之后还会去喝酒，甚至聊天复盘版面或稿子。人生有一些定格的时间，就是那一段，特别难忘。

林少：您写到2003年几个朋友讨论陈奕迅的《十年》，“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二十年后您说那两个字是“理想”。

邱兵：我们这个年龄，如果还能颤抖，肯定不是什么谈情说爱的事对吧？（笑）我现在的认知是理想，也许再过二十年我的答案是正义或者什么，它随着人生阅历和心境发生着变化。

林少：这几年讨论理想少一些，感觉大家都比较佛系了。您年轻时候的理想是什么？

邱兵：如果没猜错，每个读新闻系的人，理想都会是做最好的传媒人，铁肩担道义，匡扶正义。我想1986年我们进大学，不会有别的理想，比方去做公关。（笑）

倒不是说总讲一些沉重的话题，互联网对于传统媒体的冲击，在欧美一样存在这个问题。新闻本身有一个内核，载体会有很多变化，但是对我来讲，这个核不太会变。

我可以非常明确，我一定不会去做离开内容领域的事情。这点我跟我哥可能也很像，有些方面也很难去接受一些规则。

我会紧紧扣着理想也好，或者我想传递的价值观，通过不同的载体都可以表达。某种意义上，我没有离开我最本源的追求。

林少：您是86年读的复旦新闻系，您的同学像吴晓波、秦朔认识快40年了，您觉得这些年不变的是什么？

邱兵：复旦讲“自由而无用”，在我们身上都会留下这个印记。我们三个人实际上都在做文字的东西，当然他们俩更成功，不光是商业。

在一些表达上，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坚守，可能是那个年代的教育对我们的烙印。

作者 | 酉星，《我问》栏目由十点读书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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